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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金融市场支付系统的最新研究进展]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时间:2019-05-28 06:50:36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本文考察了消费者金融市场支付系统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银行在共用支付系统和自身内部系统方面的技术创新激励;支付技术进步对银行成本的影响;中央银行提供支付服务收费标准;信用卡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和新筛选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当前我国支付结算系统现状的思考。
      关键词:消费者金融市场支付系统;最新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17-03
      
      一、支付系统技术创新的激励
      
      Milne(2006)的研究发现,在手机和互联网等连接几乎是实时的环境中,清算一张支票在英国仍然要花三天或三天以上的时间,在美国需要两天或更长的时间;但在北欧等小国则只需要一天(见表1)。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经济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支付服务是资源密集型业务,成本巨大。根据Humphrey等人(2000)的估计,美国的支付服务活动成本约占GNP的3%。APAC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做过的一项调查同样显示,英国银行业提供支付服务的总成本占GNP的比例也在3%左右;在北欧等小国成本要低得多。根据Gresvik和Owre(2003)的测算,2001年挪威银行业提供支付的成本仅59亿挪威克郎,约占当年挪威GDP的0.4%。
      支付系统技术特别是电子支付技术的创新发展将有助于支付成本的迅速下降;然而该领域的技术进步为什么会出现滞后现象?Milne(2006)提出理论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这主要是因为银行投资于支付服务项目时存在不同的激励。共用支付服务网络存在外部性,其费用要由系统中所有银行分担,因此,在对该类网络增加投资时需要系统中的所有或多数银行进行合作。而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利用支付账户的外部性,银行具有致力于自身内部网络投资开发的强烈动机。当选择是否对共用网络进行投资时,银行自然要考虑能从中得到多大利益,答案自然是“不多”。这一理论模型的另一个贡献是它解释了各国间的支付系统网络效率存在差异的原因。根据经典的微观经济理论,与银行体系高度集中的小国(像北欧国家)相比,技术创新在具有竞争性银行体系的大国应该发展得更快,但现实却与之正好相反。Milne(2006)则解释为,银行投资于共享支付系统的激励来自于由于投资的增加而引起宏观经济增长中获取的间接利益。Milne(2006)认为,这些社会利益在银行体系由少数银行支配的小国更可能被银行内部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欧的银行对其支付系统进行了非常多的投资。
      
      
      二、支付技术进步对银行业成本的影响
      
      银行提供支付服务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趋势是:非现金支付取代现金支付;非现金支付中电子支付(电子转账、银行卡)取代纸质支付(纸质支票、纸质转账支付)。相应地,提供支付服务的渠道也发生变化。技术变化提高了银行服务效率,如电子支付成本仅为纸质支付的1/2到2/3(Flatraaker和Robinson,1995;Wells,1996;Humphrey等,2003)。如表2所示,在欧洲,1987年到1999年间,人均非现金支付上升了82%,其中电子交易增加了84%;银行分支机构拥有的ATM机平均数量增加了3.25倍;与此同时,银行运营成本下降了24%。
      
      技术变化对银行业或其他产业的成本影响难以直接界定,常用的研究方法是用时间虚拟变量来进行估计,还有的是用成本中投入因素的比例变化来体现技术进步。因而大部分研究只是进行可能的推测,只有一些分析就特定银行服务有关的特定成本下降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Berger,2003;Berger和Mester,2003)。Humphrey等(2006)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主要贡献在于明确区分了技术变化的具体因素对银行成本产生的特定影响。为了衡量对总成本的影响,他们将技术变化归纳为:(1)从纸质支付到电子支付系统的变化;(2)从分支机构到ATM的变化。就这些技术变化带来的银行成本节约建立模型并应用欧洲12国的数据进行检验,他们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可节省320亿美元或相当于GDP 0.38%的费用,并由此推测:如果银行对所有支付均采用电子而非纸质方式进行处理,那么节省的费用可能高达GDP的1%。为了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Humphrey等(2006)将银行业成本与两种服务提供渠道(ATMs和分支行)以及四种支付处理方式(支票、纸质转账、电子转账、借记/贷记卡)联系起来,而不是利用传统的成本函数如资产负债表中的银行贷款和银行存款来测算成本。Humphrey等(2006)发现具备所有六个特征的产出增加10%,操作费用增加9%,意味着平均操作成本将下降10%。他们还发现,纸质支付方式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上升趋势,而电子支付系统的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下降趋势;此外,ATM的规模经济性也正在降低银行的费用。
      
      三、中央银行提供支付服务的费用衡量
      
      中央银行通常为国内存款机构提供支付服务,而这些商业性机构则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Barnes和Lopez(2006)对美联储应该收取多少费用、使用什么方法确定费用最为合理进行了研究。一直以来,美联储确定支付服务费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平均股权资本成本(COE),衡量COE的基本方法是将同类银行控股公司归为一组,应用诸如CAPM之类的方法进行计算。然而,正如Fama和French(1997)及其他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用CAPM很难准确测度股权资本成本。尽管如此,CAPM在实践中仍然被广泛使用(Bruner等1998;Graham和Harvey,2001),美联储一直在使用该方法。Barnes和Lopez(2006)详细地考察了在使用CAPM时的各种不同选择中哪种方法对美联储来说最为适当。这些选择包括:哪些公开交易的银行控股公司应该被包括在同一组合中;哪些附加因素应该加入CAPM模型中;应该选择哪种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该方法应该包括公司哪些特定因素。基于这些不同的选择,Barnes和Lopez(2006)为美联储提供的支付服务设计了200多种不同的股权成本估计,并使用多种不同的标准,以确定在实践中最为适当的可用方法。Barnes和Lopez(2006)认为最适当的方法是使用CAPM基准模型:Rit-Rft=αi+βEi(Rmt-Rft)+εit,这里Rit为银行控股公司经调整的月股票收益,Rft为1个月国债无风险利率,αi为常数项,βEi用以测度银行控股公司股票超额收益对市场贴水的敏感度,Rmt表示市场股票组合的月收益;εit是误差项。他们发现,多种可供选择的复杂模型的计算结果与简单方法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异。将CAPM基准模型应用于银行控股公司家数多的组合所估计出的COE结果并不明显好于应用于家数少的组合;在CAPM基准模型中引入其它因素,或添加诸如杠杆、行业集中度等数据后结果也基本类似。而且,使用CAPM基准模型的好处还在于该方法简单,美联储据此估算出的COE结果更易于被公众理解,同时也增加了使用方法的透明度。
      
      四、信用卡利率粘性下降趋势及其理论解释
      
      信用卡市场上的利率现象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即使在具有数千竞争者、类似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信用卡利率与其他金融工具利率相比似乎总是处于高位水平。在美国,信用卡利率虽然与整个金融市场利率表现出的下降趋势一致,从1992年1季度末的18%稳步降至2004年4季度末的12.5%,但大大高于其他金融产品利率,从1991年起其变动趋势具有粘性,利差则与以前趋势一样呈反周期变动。对于信用卡利率粘性下降趋势有多种解释,包括逆向选择、搜寻成本和转换成本等假说。Ausubel(1991)提出了逆向选择模型,认为低风险消费者总是低估未来信用卡借款额,因而对信用卡信贷利率的敏感度低于高风险的消费者。这样,发卡机构不会竞争性地降低利率,因为降低利率只会吸引更多的高风险客户。他认为这种敏感性的缺失导致发卡机构能够持续赚取超额利润,即使这个行业表面上看来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但这些观点没有得到完全认可(Canner,1992)。Berlin和Mester(2004)发现消费者搜寻成本不足以解释信用卡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他们发现,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搜寻成本被认为起重要作用的时期,信用卡利率分布与许多搜寻模型并不一致。Crook(2002)、Kerr和Dunn (2002)运用1989年的消费者财务调查(SCF)数据进行研究后并没有发现搜寻行为与信用卡余额之间存在相关性。Calem和Mester(1995)最早提出了转换成本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转换成本假说认为,如果具有高负债余额的客户想要转换信用卡提供商,信用卡提供商将不能区别申请者只是想转换信用卡还是企图获取更多(难以为继)债务。基于此,信用卡提供商可能不愿提供信用卡给高负债余额客户,由此降低了对这类客户的竞争。为检验这一假说,Calem和Mester(1995)应用1989年的SCF数据分析发现,具有较高余额的家庭更有可能被拒绝,从而证实了转换成本假说。近年来,信用卡市场出现了显著的制度性变化,自动对申请者进行预先筛选的复杂的信用评分技术似乎提高了银行对申请者信用的判断力,因而降低了转换成本假说中信息不对称的重要程度;但违约率的迅速增加((Ausubel,1999;Gross和Souleles,2002)又意味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严重。Calem等(2006)对转换成本假说重新进行了检验。应用1998年和2001年的SCF数据,Calem等(2006)发现,在申请信用卡时,高负债余额的家庭更有可能被拒绝或只能获得比所申请的信用额度要低的数额,结论与Calem和Mester(1995)基本一致。Calem等(2006)的贡献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即使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用筛选等技术的应用导致了信用卡市场发生了制度性变化,但信息不对称在信用卡资源配置方面似乎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五、对我国当前现状的几点思考
      
      1.金融机构的共用支付网络系统应该由一个非盈利组织利用公共资源进行投资,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技术创新,从而确保该领域的技术发展处于前沿水平。这可以避免共用支付网络由金融机构共建可能导致的投资不足和过度利用的问题。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对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加强投资和管理,建好“数据备份中心”、“全国清算中心”等,而中国银联应转变成真正的非盈利性机构。
      
      2.支付结算服务费用合理定价是中国人民银行等非盈利机构实现“为社会提供低成本、大业务量的支付清算服务”目标的基础。非盈利机构提供大额和小额等支付服务,在确定服务费用时应该遵循“费用承担原则”以保证收支平衡。同样地,商业银行对客户的收费也要有合理标准。
      
      3.一般来说,支付技术进步将直接降低银行经营成本。然而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对技术变化如何影响银行业成本进行合理衡量的研究方法。对此加以研究有助于对我国支付技术进步的成本效率进行评价并把握支付技术的未来发展。
      
      4.加强信用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率研究。我国各家银行虽然纷纷推出各种促销手段积极扩大信用卡市场份额,但信用卡利率1999年以来一直不变,目前十几种信用卡透支利率都是日息万分之五(合年利率18%),大大高于其他金融产品收益,尽管期间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了多次调整。虽然信用卡市场由于信用筛选等技术的应用而正在发生制度性变化,但信息不对称在信用卡资源配置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如何据此研究确定信用卡利率水平将有助于我国信用卡市场的健康发展,即便将信用卡利率制定权下放至各家银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依然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Berlin,Mester,L.J.,2004.Credit card rates and consumer search.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179-198
      [2]Calem,Gordy and Mester,2006.Switching costs and adverse selection in the market for credit cards:New evidence.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1653-1685
      [3]Calem,P.S.,Mester,L.J.1995.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stickiness of credit card interest rat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5),1327-1336
      [4]Crook.,J.,2002.Adverse Selection and Search in the Bank Credit Card Market.Credit Research Centre,University of Edinburgh
      (责任编辑: 姜天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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