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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贸区金融开放问题【中国金融开放的内外失衡问题】

    时间:2019-06-24 06:55:28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本文针对中国金融开放中内外失衡问题,结合中国金融开放的现实态势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政府进行如此政策选择的原因,并对于现有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行为特征进行了阐述,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同时在此基础上对于金融开放中优先对外开放的国际案例作了评析,指出其成败得失;而后结合金融生态链理论用中国企业融资渠道的实证数据分析了中国的现实金融需求,指出目前的金融制度供给不适应现实需求的发展,因此加快对内开放,完善金融生态链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并结合国内外“民间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
      关键词:金融开放;内外失衡;政治学;金融生态链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2-0022-04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于2001年底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承诺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2006年12月11日后人民币市场完全放开。中国金融产业全面开放的时代已经到来。
      于此,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焦点往往集中在中国金融全面对外资开放会不会加大中国金融的风险和危害中国金融的安全,而另外一个问题尽管也常有所提及,但是却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对内开放的步伐非但没有加快,反而呈现规制更严的迹象。因此中国金融开放呈现严重的内外失衡状态。本文力图从政治学的视角结合金融生态链理论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中国金融开放的现实态势
      
      伴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入,外资进入中国金融领域的步伐显著加快。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路径有四条:成立外资独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金融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金融机构。传统上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主要路径是设立分支机构和代表处。
      从图中数据看,从2005年开始,外资银行分支行资产增长速度变得与中国银行业资产整体增速基本保持一致,与2004年上半年相比较而言则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的步伐显著加快,相应地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金融机构的股份也逐渐成为进入中国银行业的最新主要路径,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也呈现了相类似的发展态势。
      与外资金融机构的攻城略地相比,中国本土民营资本进军金融领域的步伐明显迟缓了许多,尽管也有新希望集团正式进军金融业并在民生银行成为第一股东、温州两家民营财团的成立、民营资本增资温州市商业银行及参与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浙商银行的成立等。但是在“德隆事件”以及诸多民间富豪出现信用危机的阴影下,官方对于民营金融本来就不明晰的态度变得愈加谨慎,至今没有一个具有完整框架的相关政策和民营资本何时可以进入的明确时间表,尽管研究机构设计的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已经研究了许久。
      
      二、政府进行如此政策选择的理论解释
      
      拉詹与津加莱斯(Rajan,Zingales,2000)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了20世纪的金融发展,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金融开放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与对于既得利益者形成的挑战有关。本来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者自身的利益,其会有强烈阻止金融系统向市场竞争方面发展的倾向。但是当金融市场缺乏新进入者和有效竞争的时候,金融系统会低效甚至失灵,这反过来会影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因此其在制定金融政策的过程中会在经济低效和金融竞争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如此其在某种状态下就会转向支持金融竞争,主张金融开放等。因此,可以说金融系统的演化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20世纪各国金融发展与危机的历史也比较有力地支撑了他们的观点。
      按照这样的理论解释,中国政府在金融开放中倾向于通过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优先对外开放的立场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尽管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成分在不断提高,但是其垄断地位并从来没有削弱,相反由于经济改革给人们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增强了。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正相关性甚至比改革之前更突出,如果将金融领域大幅度向民营资本开放可能会给既定的金融秩序带来很多冲击,尤其是在广大投资者的行为偏好没有发生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大幅度向民营资本开放金融领域可能反而会减弱人们对于国家信誉保证的信心,即所谓的“路径锁定”效应。
      而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引入适当的外国战略投资者,并没有降低国家信誉保证的影响,相反因为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与国际接轨”概念的烘托,而比较容易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双重认同,而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双赢”的效果。而且因为中国金融业的管理和服务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即使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也往往依然沿袭以前国有金融机构的管理习性,诸如官本位等。因此,业内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必须引入外力推动才能改变既成路径,尽快营造一种好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文化。
      如此看来,中国政府所做出的选择是一个理性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金融机构所存在的三个最主要问题――缺乏较好的盈利模式;资本金严重匮乏;深受不良资产困扰――会不会因为外国资本的介入而得到质的改善?
      
      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战略投资者”
      
      从目前进入中国的“外国战略投资者”构成来看,具有“投机色彩”的金融机构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中出手最阔绰的并不是银行,而是一家政府型投资公司――淡马锡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与淡马锡一起入主中国银行的皇家苏格兰银行则从来不以银行业务闻名,却以投资策略闻名。即便是这样,其掏出的31亿美元,还有一半是由香港富豪李嘉诚和投资银行美林共同出资,而其真正出资的16亿美元,则主要来自于投资于西班牙国际银行的股权转让。同样入主中国银行的瑞士银行出资的主要目的则是为获取承销商资格。至于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战略投资协议的高盛、安联和美国运通,其入股意图更是十分明显。
      事实上,外资金融机构在进军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是深析取舍之道的。首先,外资进入都会尽量寻找一个干净的壳。国际金融公司积极入主南京市商业银行,而新桥投资在参股深发展时曾经持有观望态度都是这样一种心态的反映。其次,外资十分看重未来的触角,对营业网点尤其关注。目前外资入主城市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是出于此种考虑。再次,外资进入在寻找合作伙伴时尽量寻找成熟企业。这在保险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如纽约人寿找海尔集团合作,意大利忠利保险选择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作为伙伴。而政府当初专门为合资而设立的四家寿险“壳”公司则在很长时间内无人问津。
      由此外资不太可能进入深受三大痼疾困扰的那些金融机构,而业务范围也不太可能进入为中小企业和农村生活群体提供融资服务的领域(而该领域恰是现实中融资需求最急需得到疏导的领域)。如此外资的引入不会成为三大问题解决的充分 条件,而某些现实的市场需求真空也亟待特定的市场供给主体去弥补。
      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和融资结构的改观与微观制度的创新才是中国金融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一厢情愿地以为外力可以改变原有既定习惯是不现实的,现实中本土文化的同化作用非常强大,大摩的理念在中金公司无法实现即是明证。也许广大金融机构积极选择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实践会重犯当年汽车等行业“以市场换技术”的错误,尽管金融行业不同于汽车等行业,只是一种服务业,对于技术的依赖性稍弱,但是由于其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所以同样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的技术多属于“技术诀窍”,更不易学习和获得。
      
      四、难以证实的国际经验
      
      根据麦金农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对内的金融自由化应该优先于对外的金融自由化,而这一点也已经被实践所证实。通过对外资开放金融业提高金融业效率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中东欧转型国家,但研究的结论却并未达成共识。Taci和Zampieri(1998)使用随机边界分析方法(SFA)研究了捷克银行的成本效率,得出私有银行有更高的平均效率水平的结论;Nikiel和Opiel(2002)对波兰1997~2000年的银行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外资银行比国内银行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率;Kraft和Tirtiroglu(1998)对克罗地亚银行部门1994年和1995年的成本效率和规模效率水平作了分析,发现新银行(主要是外资银行)与老的国有银行相比,成本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更低。Hasan和Marton(2003)对匈牙利1993~1998年的银行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匈牙利国内银行比外资银行具有更高的效率,外资比重越高的银行越没有效率。
      
      王一江、田国强(2004)通过对中、日、韩三国银行改革经验的比较,在研究了中、日、韩三国对不良资产的处理以及三国利用外资推进银行业改革的情况后,得出:股份制的形式并不能改变强政府下政府银行关系的实质,为了实现国有银行的改革,引进外资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进一步提出了优先对外开放的主张。
      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2002年3月时日本和韩国不良资产比率的数据认为韩国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的改革模式比日本利用自身力量进行改革的模式更加有效。实际上,这样的数据比较具有非常的偶然性。因为2002年3月恰逢日本不良资产比率最高的时候,而经过此后四年间的努力,日本的不良资产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韩国则在2003年又发生了局部的金融风暴。
      
      
      五、从金融生态链理论看中国金融业供求的非均衡
      
      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看,金融业的普遍竞合关系已经有了雏形,这个关系比以往的单纯竞争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和复杂,即所谓“全球金融生态链”。
      在经济发达国家,有机的金融生态链的形成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银行业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越来越集中于某一细分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另一种是银行间并购与重组的大规模展开。如此定位鲜明、差异化发展的银行不断出现,在不同业务、不同地域、不同客户群之间演化出了新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从而构成了完整的金融服务生态链。
      在全球的金融生态链中,银行分为产品银行、渠道银行和综合银行三个类型。其中,产品银行以打造各类专业的金融产品为核心业务,它在整个金融生态链中扮演的是金融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渠道银行以某一地域或固定客户群为目标来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服务网络可能只局限在某个区域,但是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却全面周到,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综合银行的主要特征不是产品和地域,而是完全以客户为导向,在客户需要的地方它们就会出现,网点遍布全球各地。
      从中国现实的金融需求看,中国现有的金融系统并没有给中国的企业提供充分的融资渠道,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和开放的步伐。因为在中国企业的筹资来源中最重要的是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而非标准融资方式的自筹资金竟然占据首位,即使是国有企业也是如此,所占比例竟然高达50.6%。而对于那些非国有企业比重更高,一般都在60%以上。相比较而言,外资企业和港澳台独资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对于自筹资金的依赖程度则相对较轻,分别只占其融资比例的38.1%和39.4%,大约只是国内其他类型企业的一半左右(详见表1、表2)。
      而伴随着外资不断进入中国金融业,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会得到显著的加强,因而在融资渠道上的优势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而国内企业尤其是那些非国有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上则可能会面临更大挑战,尽管外资入股后的金融机构会更看重经济利益,但在经济指标无法准确度量的时候,其会把政治利益作为决策的重要指标,非国有企业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政治信誉”作为担保而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因而其融资渠道的劣势可能进一步体现,而影响其竞争力。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中国独立核算大型工业企业、中型工业企业和小型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和总资产的比值分别为0.74,0.80和1.06,工业增加值和总资产的比值分别为0.23,0.24和0.30。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明显,而它们大多数正是在融资渠道问题上处于劣势的广大非国有企业。
      由此,中国金融开放中的外资介入所提供的金融制度供给结构依旧与中国现实的金融需求结构不匹配,相反却可能加重本来已经严重的供给缺口。因为外资银行的介入主要是以产品银行和综合银行的模式出现,尽管触角已经开始介入渠道银行(集中于发达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但是对于渠道银行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中国金融制度供给结构中最缺乏的恰是渠道银行,在相对不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尽管没有获得来自正式渠道的系统数据,但是一些相关调查表明,目前承担渠道银行功能,支持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是“民间金融”。因此要完善中国金融生态链,加快对民营资本开放金融部门是现实的必然选择。
      
      六、“民间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
      
      事实上,中国的民营金融业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相当的辉煌,当时的他们在外国金融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夹缝中生存,但是却在准确市场定位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发展壮大。例如陈光甫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服务社会”的旗号吸引被外国银行所忽视的小商和平民,业务拓展顺利,资本积累迅速,1918年就在伦敦设立了代表处,1919年在英、美、法等国的商埠设立代理行。因此只要允许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并适当创造外部环境,民营金融机构就有可能良好地发展起来。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孟加拉经济学家尤纳斯,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创建“乡村银行”,改变了孟加拉国乡村的状况。他所创立的格拉明银行正是一种典型的“民间金融”,既不依靠政府和外来援助维持生存,也不是作为慈善机构无条件给贫困村民“施舍”,而是以完全市场化手段自力更生。它仅仅依靠“信任”和“相互负责”的关系得以维系和发展。现实中,茅于轼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试验与之相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却因为制度束缚,而得不到发展和推广。
      金融系统本身是不同投资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依据金融生态链理论,这个结果应该是一种复杂的竞合。中国金融开放的内外失衡则是源于对于竞合结果的偏离。正如蔡重直所言“政治的、官僚的和行政的大量退出,自由的金融企业自主权力和金融家创新精神的大幅张扬,才是中国金融界和银行业复兴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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