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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西安地下党的谍报密室_解放前上海地下党负责

    时间:2019-08-09 06:39:28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西安情报处”这个名称,在解放前知道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因为它是一个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秘密地下工作单位。当时的延安和西安是对峙的两大营垒。党中央在延安,西安就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延安、进攻延安的桥头堡,斗争的环境是相当残酷的。当时负责情报处工作的王超北同志(1985年10月在北京病故)的家住在西安雷神庙街(即现在的立新街),与党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就曾巧妙地装设在他的家里。先后易地建立电台的还有大莲花池街七号、伪咸阳专员公署、省盐务局、东柳巷一号等六、七个台。多年来,始终和党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获取和传递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党中央及时掌握敌情,保卫延安,解放西安,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西情处”的工作,曾受到当时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的多次表扬,由于他们在秘密情报战线的惊险斗争,才使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西北解放军顺利打败胡宗南数十万军队,解放了西安和整个陕西。
      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王超北同志曾在雷神庙街住处建立了一个秘密隔墙,但不太保险。为了长久安全之计,他总希望能将在上海训练时领导同志介绍的党在上海地下斗争中使用的秘密工作室,在西安也仿效建立一个,以便保卫组织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保存党的秘密文件,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
      1939年,“西情处”成立后的当年,周恩来、赖祖烈两同志从延安去重庆,途经西安。王超北同志曾在他家招待两位领导同志吃饭,两位领导同志也强调了建立秘密工作室的重要性。周恩来和赖祖烈两位领导同志途经西安并到王超北同志家吃饭一事,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曾不断派汽车停放在街中监视活动。从此后敌人对他更加强了暗中侦察,这一来又增强了王超北同志要提前建立一个较理想的秘密工作室的决心。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不断遭受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大莲花池街七号这个院被炸成一片瓦砾。这时,他就将父亲死后所遗留的一大笔钱,(他父亲是有名的地主)先用来购买了七号的房基地,接着先后又买下了王家巷廿四号、廿四号甲、廿五号三处亦被炸成残垣断壁的地基,计划把这四个院落一千多平方米连在一起。1940年七、八月间以重建房屋和挖防空洞的名义,开始了修建地下工程。他自已绘制兴建的蓝图,由骆伯安同志(西情处成员,已故)在临潼招雇工人,由梅永和同志(西情处成员,王的连襟、已故)担任监工。为了保密起见,就采用分段分期施工的办法,即修建一部分后,借口资金完了暂停施工,把这批工人辞退,过些时候,另外再招一批工人施工。而地下室的重要部分,也就是绝密部分,不要工人做,而由他和梅永和同志亲自挖掘。这样一来,修建的工人,虽参加了施工,但他们谁也搞不清楚整个工程的全部秘密,更不知道还有秘密地下室。
      这个称奇的建筑物,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而是一座普通人家的住宅院落。实则里边却大有文章,尤其是大莲花池街七号,设计的特别奇特:门有大门、二门、三门,从大门到后院要经过几道门。大门内北厦房还设秘密电铃,随时可向后院报警。而平时人坐在上房台阶,也可通过三门的空心照壁墙,一眼望见大门进来的人。上房三间带楼,东一道门,西一道门,光门就有好几道。王超北同志室内的办公方桌桌面,也是两层的,如发现人来立即可将文件藏在第二层。桌子很平常但谁也看不出它的秘密。大莲花池街七号,与王家巷24号、24号甲、25号从外型看都有隔墙,是两条马路,四宅四门,彼此各自成为一个院落,实际上却是一个整体,地道也是彼此相通的。当时房下的住人,除“西情处”个别成员的家属外,其他都是与党有密切关系的进步人士或朋友,如薛定夫、张乃华等,也对他们的工作起了方便和保护的作用。
      秘密地下室部分在七号后院,离地面约有五、六米,全用灰沙砖砌成。里面有两个窖洞,即地下工作室:一个用于印刷文件,一个是秘密电台。窖洞里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还有调节空气的天窗。天窗就安装在后院厨房的烟囱内。地道有三个秘密入口,分设在王超北同志住房床的旁边和吃饭的地方以及王家巷24号薛定夫家室内墙上。这些入口处都伪装在壁柜里面,壁柜里面挂满衣服,在薛家室内墙上的那个入口壁柜,却是挂着字画,遮盖得严严的。一旦有紧急情况,当即打开柜里面的活动档板,马上进入地道。地道还设有两个秘密出口,它通向王家巷24号甲梅永和家的炕底下。出口也可以作为入口,如果从王家巷出口进来,七号的入口也就变为出口。地道里有高有低,有上有下,东一拐、西一弯,人在地道走,腰是直不起来的。洞口还有很厚的木盖,石碌碡作为遮掩。
      “西情处”的秘密地下室建成后,王曾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情况,周说:“好的很,这样安全的系数就大了。”还饶有风趣的比喻说:“这就叫做狡兔三窟。”有了这个秘密工作室,就像兔子打了三个窟,一个从这个窟来,一个就从那个窟逃走,确实比较安全多了,王出外,无定时,每出几换衣服,时而穿上敌军官的军服,时而商人装饰,时而乔装伪省政府高级官员,神出鬼没。敌人多年虽有怀疑,将七号列为“特种户口”,但他们始终不认识王超北的“庐山真面目”。这主要是“西情处”的同志们在市内建立了群众性的掩护网点,有了广阔的迂回周旋的余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方仲如市长曾为“西情处”遗址撰拟一幅对联:
      奇中生奇,纵横龙潭,地下十载斗白匪,
      室内有室,驰骋虎穴,屋顶一线通红都。
      解放后,彭德怀同志曾陪同苏联一个由中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到大莲花池街七号参观了地道和秘密工作室,他们备加赞扬这个地下室始终没有遭到敌人破坏,堪称“世界奇迹”。以后还有中央许多首长接踵参观。可惜的是,1981年在一次基建施工中,将这个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地下室破坏的面目全非,现在遗址残迹仅留下不到百分之几,不禁令人深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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