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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世界意义]

    时间:2019-01-24 06:29:12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工业时代的经济和商业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是因为它忽略了我们都依赖的更大的系统。我们需要新型的政党来帮助人民了解――若要持续繁衍子孙后代,人类文明所必须要进行的变革   
      编者按:
      2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将学习型组织建设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管理的角度看,政党组织与企业组织有着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在愿景设立、战略制定、组织运营等方面的要求可谓是殊无二致,而久负盛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圣吉特别撰文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推动学习型组织运动,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典范和实际工具和方法的开创者。事实上,彼得・圣吉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观点和思路完全可以应用企业中学习型组织建设。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学习型组织建设,上期《新智囊》已特别策划封面报道――《学习型组织:梦想与现实的差距》,读者可以参照阅读。
      学习型组织运动在世界上已经有30年历史。但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个持续推进“学习型政党”的案例。这方面曾经有过短暂的努力,如20世纪90年代初,曼德拉当政前南非成立政党,如非洲民族议会和泛非洲人大会这些曾经被禁的政党,他们应用了情景规划这种系统思考的方法来开发长远与综合的社会工作优先选项。这个过程对1994年曼德拉建立联合黑人和白人的力量、成功推动其政治主张的能力,产生了很大作用。遗憾的是,非洲民族议会执政以后,并没有继续进行各项学习修炼。我认为假如他们那样做了,像艾滋病流行这类问题,很可能在早期就得到抑制,而不至于导致那么坏的后果。
      另外,国际组织学习学会(SoL)海湾地区组织(Gulf SoL)从事了广泛的跨界联系,连接社会高层领导网络,并聚焦研究了该地区的关键议题,包括:地区未来发展的新模式;有意识地拓展私营和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协作网络;企业创新精神和开发更可持续的新型产业,并使劳动就业选择的经济基础多样化;教育领域的创新;增加女性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等文化变革。但海湾地区SoL并不是个政党组织。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一个长期的组织文化的转化工作。它要求一种开放性,即挑战现有的思想假设,并开发上下级等级体系与地方领导力的平衡机制――即发挥党中央和各地地方党组织两者的领导力。它还要求对容量能力建设的长期严肃的承诺投入,因为要开创一种学习型文化,就需要大多数领导者都开发个人愿景和集体的共同愿景、反思心智模式并进行系统思考。这种容量能力建设包括但绝不止于学习班和研习营,尽管后者也很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中国,因为传统上大家都习惯于被动地听专家讲课这种教育培训模式,而在这种填鸭式的课堂上很少有真正的收获。真正的学习活动要求既有研究,又有实践。所以在SoL网络中的研习营上,通过体验式的练习来演练沟通互动等内容,是学习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
      另外,建设学习型文化并没有特定的配方形式或规程条例。有工具和原则,但没有一定之规。所以说,只在课堂上学习、听讲,应该怎么做,然后再回去试图“实施”老师说的东西,这种模式是没有实际作用的。学习建设学习型文化,需要参与、试验、反思和实际协作的经历。所有这些都要求一种高度参与式的学习,要求有勇气去把理念运用到有艰难挑战的实际情况中,并通过反复试验、纠错,假以时日,才能有所成就。这本身就极具挑战性。但如果党组织的成员能看清学习型政党的这个战略需求和重大意义,那就完全能够实现这些变革。但这需要承诺、行愿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推动学习型组织运动,就可能成为世界的典范和实际工具和方法的开创者。各个文化都需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这种工作。美国的组织机构修炼学习型行为习惯的方式,与巴西、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方式一定不同。这是因为学习型变革是深层的个人转化,同时还改变集体的习惯,所以必须与当地文化有深层的协调,并顺其自然地开展。中国需要开发在中国组织机构中完成系统思考、建设共同愿景和实现自我超越的有说服力的范例。虽然已经有许多中国公司在实验组织学习的方法和工具,但中国共产党投入这项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就将更加广泛和深远,对中国和世界的组织学习运动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把组织学习的工具和法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比如应对食品、水和能源等最严重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并在这些领域完成急需的基础创新,从而推动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实践,就会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树立榜样。要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超越反应式的解决问题的模式。我们所需要的创新是有史无前例的深度和广度的:我们需要创造不同的能源系统、交通系统以及教育系统;我们需要重新设计工业时代的“攫取-制造-废弃”的线性生产体系,转而模仿自然界的循环生产系统;我们需要生产健康食品的农业体系,包括健康的农业社区和农村生态;我们需要重新发现我们是人,而不仅是“消费者”,为了生活福祉,我们就必须修炼身心、开发自我意识能力以及对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解力。迄今为止,能够支撑这样的基础创新的管理体系还尚未形成。从关注对自然和社会资本的开采和剥夺,只追求私人的利润,到为培育社会、生态和经济福祉而进行创新,是这个时代对管理和领导的挑战。最后,中国共产党能够藉此帮助广大人民理解这些挑战的整体状况和重大意义。今天,人们往往把这些挑战看成是分立的东西:水,能源,气候变化,国家安全等等。但这些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即:工业时代的经济和商业模式的根本的不可持续性,因为它忽略了我们都依赖的更大的系统。我们需要新型的政党来帮助人民了解,若要持续繁衍子孙后代,人类文明所必须要进行的变革。
      人类今天面临的主要困境,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描述。过去50年间,人类的扩张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地球“生态位”(niche)。虽然历史上许多人类社会,比如华夏文明,曾经兴旺发展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也有许多消失掉了),但这种持续性却一直是地区性的,是人类文明找到了与(相对局部的地理“生态位”中)其他生命系统和谐共生的方式的结果。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能持续满足我们对食物、水、能源和废弃物处理的需求,而我们的哲学和宗教也指引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和理解自己在更大的生命世界网络关系中的位置。今天,我们正在尝试在整个地球空间中生活,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的食品、商品和能源都历经了不远千里、甚至不远万里的长途运输。自然资源在地球的一端采掘出来,再被运到地球另一端使用。一个地区和社会的废弃物副产品把健康危害带给了其他地区和社会。气候变化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如文化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erry)所说:“我们已是地球演进过程本身的一部分。”从各方面看,我们都生活在整个世界里――然而,我们并具不备在这个新的地球生态位上如何持续生存的指导哲学和实际知识。
      尽管从许多方面看,让最新加入全球工业扩张竞赛的这些国家承担这样的责任并非公平;但从另一些角度看,中国或许恰恰具备了独一无二的资格,来胜任这一角色。中国有真正的选择空间。她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能源和交通体系仍然未完全建立。她可以像实现工业时代通信基础设施的跨越发展那样,实现工业时代能源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城市可以产生像洛杉矶和纽约那样大量的能源消耗和废弃物,但也可以选择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设计,使用少得多的能源,并产生零废弃物。中国可以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忽视资源使用量与再生能力的平衡,以盲目开发的方式使用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表层土壤,但也可以选择成为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领先开拓者。中国可以因循集中式能源供给模式驱动的大规模集中工业化发展模式,也可以选择一种较为分散式的模式,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实现一种不同以往的平衡,让人们得以保留和恢复已经被现代城市化运动割断了的与土地和自然的历史联系。但这些选择空间的窗口正在很快消失。我觉得这个十年是关键,否则西方式的发展路径就会在社会组织结构上变得根深蒂固了。
      放弃掠夺型的旧发展模式,选择再生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要求深刻的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还要求从中国历史上的智慧传承中汲取越来越多的力量,并把它运用到今天最深刻的挑战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实现学习型政党工作的核心。
      
      彼得・圣吉(PeterM・Senge)
      197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工作伙伴及企业界人士,致力于将系统动力学与组织学习、创造原理、认知科学、群体深度对话与模拟演练游戏融合,发展出了“学习型组织”理论,《第五项修炼》便是这一成果的结晶。而其新著《必要的革命》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持续发展世界进行了深层探讨。
      
      英文原文节选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a Learning Party in China
      
      The CCP could be both a model and a source of practical tools. All cultures must find their own way in this work. The way a US organization cultivates learning habits is different from the way it must be done in Brasil or Turkey or Saudia Arabia. Because the changes are deeply personal and re-shape collective habits, they must unfold in ways that make sense and are harmonious with the deepest facets of a culture. China needs compelling examples of how systems thinking, shared vision and personal mastery can take root and unfold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While there have been many pilot experiments in Chinese firms with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ools and methods, the CCP would have much greater reach and potential impact. So, this could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ovement in China and the world.
      Following a new path toward a regenerative society rather than an extractive one will require profound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will, in all likelihood, require tapping China’s historic wisdom traditions and showing how they apply to today’s deepest challenges.This would be the core task, in my opinion, of a CPC leading in becoming a learning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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