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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之上有“苏菲”]苏菲卫生巾

    时间:2019-04-20 06:43:52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海原,一路上风景单调得惊人。大巴车里放着一部讲述少林寺与政权斗争的电视剧,稀疏的乘客昏昏欲睡。临近海原时,车在山间缓行,时时能看到从山体上断裂开来的沟壑,但极少走水,多是种上了农作物。这种地貌主要是1920年海原大地震造成的,由于地震发生时地壳的强烈挤压,很多地区在地面上产生了鼓包,远远看去,像是坟墓一般。
      因为刚下过小雨,植被油绿轻柔,“今年是最好的一年,雨水足。”一位姓马的司机说道。这时是7月初,在这个常年被干旱困扰的地区,人们对雨水多是喜悦,难以料想到不久后附近地区就会发生暴雨、山洪和泥石流。
      在海原县西郊,202省道三岔河与高台村之间,一条砂石路从公路的南侧伸向远方,视野的尽头是一座清真寺。这是刘劲勋最喜欢的一条路。这位兰州摄影师从2006年11月开始进入西海固拍摄《苏菲的高原》。在他眼里,这一场最浓缩了苏菲的信仰世界:“前景肃穆的坟茔,远景宁静的村落,背景的山上矗立着那座圣洁的拱北。无常的人们拥有尊严和安详,现世的人们坚守着清贫而洁净的岁月,在彼岸,悲悯的光荣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人。”
      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是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合称,由于政区变革,政治地理意义上的西海固已不存在,在经济、文化概念上则还要包括周边的泾源、隆德、彭阳、同心、盐池,均是国家级贫困县。这块贫瘠的土地,却是宗教信仰最为炽热和复杂之地。
      
      “如水的天命”
      
      “苏菲”(sufei)一词来自于阿拉伯语的“羊毛”(suf),因为该派教徒常穿着粗制的毛织衣服,以示苦修、简朴,反对其他教派奢华的风气,它从禁欲主义发展而来。更为人瞩目的是,它强调真主的概念是“在一切之内”,这与传统的信念――他离他所造之物越远,他就越荣耀――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它提倡神秘的直觉或内心的体验,并认为这是真主精神之光对人心灵的照明。这种思潮曾被视为异端,但在底层民众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到18世纪时,已在伊斯兰世界居于统治地位。
      苏菲派向中国的传播,从文献资料看,应是公元905年至912年间进入了吐鲁番,北宋期间进入内地,但具体活动尚无法确认。这种传教,最初并没有教派,后来在传播过程中有了新、老之别,又因为苏菲必须要在一位精神导师的指导下,才能进入近主之道,而各个导师对教义的解读有异,再加上政治因素的影响,便出现了大小多种教派,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发生过多次教派间、教派与政府间的战争。
      刘劲勋是个穆斯林,但从外表上很难看出来。他1989年考入大学,但由于时代原因,所读的学校和法律专业都非自愿,毕业后有过几年西装革履跑业务的生涯,但无论在乌鲁木齐还是深圳,越是在大城市里,他越是怀念母族的信仰世界,尤其是被张承志《心灵史》强化的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世界。
      “总会觉得之所以来到世间,造物主是有理由的,总有一件事是你要做的,你不做,别人就不会做,或者做得不会有你好。”他对《LENS・视觉》说道。这样耗尽勇气和才智去做一件事,“完成时,并没有喜悦,能感知的可能只有一句话,‘端正的人道,恰似那如水的天命’”。
      这句话,是哲合忍耶教派第一代教主马明心说的。
      在中国,苏菲从学理上主要分为四大门宦(哲合忍耶、虎夫耶、尕德忍耶、库布忍耶)和数十个教派分支。信徒们穿衣大致一样,但通过衣帽的细节和打招呼等仪式化的动作还是能分别出来。哲合忍耶在这其中最惹人瞩目,它的名称来自于阿拉伯语的“高声赞颂”,作家张承志称其是中国穆斯林的核心。
      张承志1984年来到西海固,在这里结识了众多哲合忍耶教友,这个“红卫兵”名号的发明者,也由此转身为虔诚的穆斯林。“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我在西海固放浪,满眼是灼人眼目的伤痍风景……我永远地恋着那一个个专出牺牲者、被捕者、起义者的家庭。”
      这种情感和哲合忍耶的历史,被他写入了《心灵史》。他的英雄主义和群体运动的情结,在红卫兵运动结束后,又找到了新的落脚地。
      刘劲勋是拿着《心灵史》走入苏菲的世界的。他很清楚将苦难美学化所引起的争议,但他仍然敬重张承志,他的解释是:“如果没有信仰,没有那些美,人怎么能在那样极端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他曾经寻访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东乡族人,那里山高沟深,地表没有任何天然植被。在这个贫穷而寂寞的7万多人的民族内,教派林立。“一个东乡人,会因不忍一句受辱的话语,携全家老少的性命,提起手中的斧子与对手拼命;整个东乡人,在外人看来,如同潜伏在黄土里的叛逆种子,一有异变,即卷起漫天黄尘,从山中奔涌而出。”刘劲勋记录道,“让他们能够维系住尊严的,只有信仰。”
      
      “这是我们穷人的教”
      
      刘劲勋第一次去的是西吉,在西海固诸县中,西吉和固原是哲合忍耶居多的地区。虽然自己是个穆斯林,但刘劲勋还是会不断感到当地人的戒备,拍摄颇为不顺。这些人也纯朴,也热情,会留他喝水、吃饭、住宿,但有时一顿让人感觉友好的饭吃完了,对方却又重新回到陌生的立场,犹豫着问他:“你真是回回吗?”
      “浅层次的信任很容易,但当你追求更深的认同感时,他们心里的戒备立刻就会树起来。不可否认,这里有文化自卑感在起作用。毕竟这里没有高等教育,也没有工业文明的介入。更有历史原因,乾隆年间开始的西北地区连年的民族仇杀,让他们对外人缺乏信任。”刘劲勋解释说。在这些人看来,只有穷人才会追逐教门。而像刘劲勋这样的,一个城市人、一个读过大学有很好营生的人、一个穿着美国衣服英国鞋手里提着德国和日本相机的人,为什么会信教?为什么会“千着连自己都说不出缘由的拍摄”?自然会让人生疑。
      像大多数宗教在争取信徒时所做的一样,哲合忍耶从一开始就是和穷人联系在一起的。
      马明心九岁时随叔父徒步前往麦加朝觐,1744年25岁回国传教。他实行的是苦修,终生只穿一件蓝色的长袍,不接受信徒的施舍,“穷到底算数”,对那些生存在苦旱、贫瘠和绝望之地的人们来说,“这是我们穷人的教。”于是,马明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大量追随者。
      当时较大的花寺教派,因为求布施、募捐积累起不少财富,却慢慢脱离了穷人,导致教众纷纷投向马明心门下。花寺教派于是挑起了教争,并说服官府介入镇压,在乾隆46年一次大规模的血战中,马明心被捕。但这只是哲合忍耶苦难的开始,其后有隐忍等待复兴、有反抗再遭弹压、也有实力壮大时对地方统治权的争夺。
      类似的命运,西北地区其他教 派的民众也都经历过,但哲合忍耶展现出了让人惊叹的团结。他们通过秘密的集会,奥秘的《曼丹夜合》中的赞美诗和中国调的阿拉伯语来牢记教派的历史细节:复仇之顽强、牺牲之惨烈,以致它在民间有“血脖子教”之称。张承志将哲合忍耶的魂定为“悲观主义”,他还将哲合忍耶信仰的真理定为“束海达依”,即“殉教之美…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
      《心灵史》的一开始,张承志就宣称他是放弃了官方的研究历史的方法,而采信于教众向他敞开的讲述。对于强调“守密”的哲合忍耶来说,那些大量的口述和文献,都是第一次向外人敞开。这也使得《心灵史》后来在这里拥有了经典的地位,无论多么偏僻的清真寺里,都能找到它。而张承志每一次回来,所享受到的尊崇,在汉族旁观者看来,也近乎教主。
      张承志将一片苦难之地营造为信仰的圣地,受难者被布上了道德的光彩,此后,关于此地的影像和文字表达也常常在这个逻辑上、在抽象的美学里打转。一段顽强求存的历史,本是观察人性和组织运作的绝佳样本,却被简化为黑与白、善与恶、牺牲与压制、纯洁与污浊。
      相对于其他教派,哲合忍耶固然更为坚韧和团结,但这种高度组织化的背后,并非仅仅是信仰的吸引,脱离组织后生存的举步维艰,也是显而易见的支配人性走向的原因。一个能在广场上被验证的群羊心理,在空寂的高原上并不会立刻失效。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资源的贫瘠将使教众更多沉浸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但不幸的是,几百年来,权力的阴影在这片高原上始终存在,而且,不仅包藏在政治权力的残暴之中,更穿梭于教派之间的相互倾轧和教派内部的势力整合中。
      苏菲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金字塔式的,或者说是“教主一热依斯(相当于管家)一阿訇(在各个坊里传教和管理)一教众”的圆心结构。最初,教主对教众的思想和身体控制得很严密,多少有点政教合一的企图。这种结构就像弹簧一样,一旦有外力倾压,有共同的敌人,它的能量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就会得到鼓励并被极端地释放出来。
      整个世界的伊斯兰教分为两大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7世纪时,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在拥立哈里发(继承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主张从众人中推选的形成了逊尼派,主张按照血脉由其女婿继位的,构成了什叶派。从教理上,中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属逊尼派,但在教主的产生上,却是结合了中国宗法社会的特征,多为父子血脉相传。这种组织方式,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教派在遭到镇压面临灭教危险时,能依靠血脉的合法性迅速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或者能维持长达数十年的积蓄力量以待复兴,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太平日子里教派上层明争暗斗和分裂的根源,教主与各支系之间的权力分配,常常伴随着兄弟子侄之间的家族恩怨。
      哲合忍耶的大复兴是在清末民初,它再次传播至半个中国,一些有实力的教主,甚至做了军阀,或在政府里挂上师长之类的名头,不领军饷,自己养着部队。
      现在的教主并不神秘,在政协机构里挂个职务,领津贴,有特殊事件出现时,他们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已经不再频繁影响教众的日常生活了。
      由于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教众对宗教上层产生的神秘感已经减弱,随着外界信息的进入,他们不再完全依靠教主的指示去判断事情,而现代生活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原先涉及个人家庭俗务及婚丧、远行等事事要向上层请示的规矩,变得双方都难以承受。
      但宗教活动仍然至关重要,各种祭祀活动常常能在几天之内集聚起数十万之众,潮水般到来,潮水般离去,然后复归平静。刘劲勋的拍摄主要是追逐这些仪式化的活动而走。
      “我想拍一个完整的东西,这样游走性地拍摄,每次拍一些新的东西回来后,原来的结构、构想就要拆掉。”他说,一位朋友批评他的作品“拍得太紧”,“说我拍的还是宏大结构,而年轻人已经在解构了,都在强调自己的主观表达、主观意念。”但刘劲勋难以效仿,除了影像的观念,更多的还是心理情结:他要靠近苏菲的世界,要释放自己作为一个穆斯林的情感,这注定不是“松”的。
      
      “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
      
      让刘劲勋感到困扰的,不只是哲合忍耶的戒备,还有想像的世界与眼见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显然,眼前的现实,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不到匹配的宗教精神做指引,也与张承志《心灵史》中描述的纯洁、理想化、富有力量和美感甚有差距。
      “生活中有很多庸常的东西,包括宗教生活中,有很多你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存在。”刘劲勋说道。在那些通往传说中英雄的战场和圣徒墓的路上,是“零乱简陋的各色民居,毫无规划可言,地上污水横流,半空中拉着横七竖八的电线,摊贩们拥挤在堆满垃圾的小路两旁,在冬日里打发着寂寥的营生”。
      公路两旁的房屋被刷上白色等高线,没有人知道它确切的意义,它也根本不需要交代自己在这荒山之间出现的含义,便冰冷地奔向了大一统的秩序,宣告这里并非例外。穿过它抽象而虚无的线条,零落地能看到主道旁的“新农村”项目,正在将散布在山里的人们集中在一起。这是一片广阔、干燥、沉默不语的土地:它慵懒但并非萎靡不振,在一些植被渐多的地方,甚至静美得让人难以忘怀;它保持着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气场,但又时而有人来拨动通往外面世界的密码。在那些连接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客车上,售票员通常是些打扮得体面、时尚的年轻人。车总是会晚点,因为一路上,他们会不断碰到在路边等车的村民,并为是否要对一些熟客有所优惠,而露出纠结的表情。这些乘客通常是从更远的山里走到公路边的,有的已经和送行的家人等上了几个小时。在这里,一天没必要安排太多事情。
      在《心灵史》里,张承志一方面将此地的贫瘠描述为清将左宗棠的阴谋,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锤炼信仰的圣地,但现实中的人们看上去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专为牺牲而等待和忍耐着。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那种要到离家5公里的乡上买水灌进水窖存着吃的生活。
      在当地的网上论坛里,最热的帖子,除了,对部分基层干部贪腐的指责,就是对经济改善的期待。人们争论起是否要开采矿业资源,有人称之为“向工业化的胜利进军”,有人则愤怒地说“谁开发谁就是千古罪人”!有人长篇大论地谈论要将海原大地震遗址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甚至还有人公开支持传销,这在固原尤其严重,固原市公安局去年曾专门启动“打击非法传销”的行动……
      在海原,整个老县城几乎可以被四条街道涵盖――“政府东街”“政府西街”“政府北街”“政府南街”。除了机关、学校、医院,县城内最多的是日杂百货店,货源大多来自同一个批发商,那人也是县城首富;饭馆很少,因为这里的人们很少有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这显然是 一个过于单调、缺乏循环的产业结构,主要依赖打工者从外面寄钱回来,然后由留守的人完成低廉的消费,本地的农牧业在收成不好的时候,产值基本上为负。
      一位技校的老师在课余开起了出租车,3元钱起价,如果不在县城里四处转悠,这个价格基本上够把你送到任何一个目的地。但生意并不多。他主动带我去看了县城里两座漂亮的教堂,和万人坟旁边的拱北,都是虎夫耶派的,在确认了我对它们很喜欢后,他却又嘀咕着说,他是新教的,他不喜欢这种修建高大教堂和拱北的做法,因为这种对某个有名有姓的教主的尊崇,背离了《古兰经》反对偶像崇拜的教诲。
      他的妻子在海原宾馆旁边开了一家杂货铺,紧挨着他们家的,左边和右边都是杂货铺,货品和摆设大同小异。县城所有的宾馆里都没有网线。当然,这里是老城,在数十里外正在建设的新城里,现代化的设施更为完善一些。
      很多等在路边的出租车司机,指望的并不是拉着客人在老城里往来,而是想着碰上一个到新城、到邻县去的“大单子”。有些人甚至铤而走险,专门拉人到偏僻的山里去赌博,如果一切顺利,跑一程能有50元到300元不等的收入。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太多可选择的营生。
      因为人少,在街上玩耍的孩子颇为引人注目,无论转到哪个街角,你的身边总有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每一家几乎都重复着类似的故事:男人常年在外打工,直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出去接替他们,让他们回家养老。后来,一些女性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刘劲勋提到2007年5月到7月间,他几次经过海原没有停下拜访,结果,仅仅两个月里:“寺里那个沉默寡言、认真拘谨的大满拉已不再读经,北上银川打工去了;村口那勉姓人家,小外孙女也躲过了超生的风声,被母亲接到县城,种土豆时相遇的老马家,大儿子去平凉读经去了,新婚的媳妇也随他去了平凉……”
      政府也在西海固推行生态移民,把他们迁出来集中居住,1999年成立的红寺堡开发区是接纳移民最多的一个,目前已超过了20万人口。但那里依然是沙漠地带,暂时还不宜种植庄稼,很多人仍然在红寺堡和老家之间来回跑动。在刘劲勋拍摄过程中,有时上次拜访的村落,下次经过时就人去屋空了。
      这种搬迁不仅改变了教众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强化了政府对他们的影响力。
      环境的改变,可能会让信仰的力量变弱,“但宗教不会为这个而降低门槛,它是到最后一刻起作用的。”刘劲勋说,“在生死转换的那一瞬间,信仰者与非信仰者的差异就会体现。”“我希望我的影像能做到有宗教感。一方面有崇高庄严之美,另一方面在宏大的赞美之下,会有点淡淡的忧伤感,这是让我最着迷的。”
      刘劲勋并不避讳自己像张承志一样,会受到改写现实的诱惑:“很多朋友从山里搬出来,在小镇上开个小卖部,摆脱了贫穷,我会由衷感到高兴。但从个人表达上,又的确会去寻求原来那个苦难的东西,想把它美学化、诗化。”
      比如甘肃南缘的大河家镇,枕黄河而咆哮,历史上演绎过无数传奇故事,但如今,“当年土夯的房屋消失了,当年尘风飞扬的易货广场消失了,当年铁索横渡的场景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贴满难看马赛克的楼房,各色喷绘门头的商铺和那座丑陋至毫无特点的黄河大桥。与当地人交谈几句,这种失望感更为明显。当年随马仲英尕司令南征北战、穿越新疆死亡沙漠的回族老人已经不在了;当年一群群离开大河家,北入藏区闯荡营生的东乡族汉子们也消失了;当年活跃于黄河浪头的回族筏子客和驰名西北各族的保安族制刀名匠也消然退出了,代替他们的是那简陋而骄横的水泥大桥和刀铺里江浙人仿造的劣制美国军刀;还有那些伏蛰于积石山后勇猛血性的撒拉族人。因为北面西宁高速公路的贯通而很少取道大河家镇了,很显然,那种五族交汇的大气象,那种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凛然对峙的大视野已注定在大河家消逝了……”
      在刘劲勋拍摄的后期,西海固已经继西藏、青海之后,成为又一片被过度开发的摄影热土。
      不过很多人来这里只是寻找符号,他们大多走到西海固北边的同心县便停下了车,因为那里的地貌更适合构图,穆斯林聚居的比例更高,更具视觉特色,而且交通便捷,他们迅速拍完,迅速离去。留下被“壮丽”“人文”等字词装饰的土地仍旧干渴,被用“淳朴”“坚强”恭维的人们仍旧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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