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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仔之王 [狗仔之王和“54号”往事]

    时间:2019-04-20 06:44:24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很多人都顶过一枚“狗仔之王”的桂冠,比如那个把贝卢斯科尼弄得狼狈不堪的法布里奇奥・科罗纳,他的名言就是:“我就像一个罗宾汉,从这些名人身上拿走他们的财富。”但在他的同胞、也是首任“狗仔之王”菲利斯・昆托(Felice Quinto)面前,科罗纳还是要保持点敬畏的,虽然这个老前辈在2010年1月16日开着他的红色摩托车进天国了。
      昆托不会喜欢今天的徒子徒孙――瞧瞧他们现在拍的东西,从脱发、光脚、体重变化、发汗的腋下到被一个丑陋男人压在阳台边的丁字裤,他们甚至让这种东西登上杂志封面。而在上世纪50年代,当昆托骑着摩托车在罗马街头飞驰而过时,隐藏在层层帘幕后面的明星们固然开始感到恐惧的颤栗,但也不会过于愤怒,因为这个年轻、厚脸皮又英俊的偷拍者的作品,甚至比影棚里拍摄的写真还耐看,以至于后来很多宣传广告都开始模仿起这种偷窥的风格。
      解释昆托的偷拍动机并不困难。“看一场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主演的电影,我得付给他10美元,要是我偏巧看见他脱了裤子对着一棵大树撒尿,你觉得我会走开吗?”他说。受玛格南图片社和《巴黎竞赛画报》的影响,新闻摄影的需求在当时迅速增加,读者们希望看到图片故事,尤其是那些名人秘辛。在金钱的驱动下,昆托骑着摩托车,背着相机和闪光灯穿行在大街小巷,捕捉“猎物”。
      昆托说:“我想,唯一对我有用的摄影教育是,我得活着。当然,我爱摄影,我想我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能把兴趣当成职业做的人。”
      昆托把自己称为“猎人”或者“有攻击性的摄影师”。他经常躲在草丛中盯着目标,乔装接近目标,或骑着一辆机车呼啸穿梭于罗马市区,拍摄目标人物不愿示众的照片,一旦得手,很快就登上全球各地的八卦杂志。他混迹在各种夜总会和酒吧里,他和他的同事们也经常遭到服务员或酒保举报,很多时候,昆托要给自己化装,还有些时候,他不得不使用假名。
      正是在咖啡飘香的罗马Via Veneto大街,昆托引起年轻导演费里尼的注意。以昆托和当时罗马一众街头摄影师的生活为原型,费里尼于1960年拍摄了电影《甜蜜的生活》,它被认为是费里尼最好的电影之一,主角的名字“狗仔”(Paparazzi)则成为偷拍摄影师的代称。
      
      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按照费里尼的计划,“狗仔”要由昆托来演,并许给他1万里拉每日的报酬,但昆托拒绝了,因为把那些时间用来拍照片,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不仅如此,他转过镜头盯住了影片的女主角、性感的前“瑞典小姐”安妮塔・艾肯贝格。
      1960年10月20日凌晨,影片即将上映前,昆托终于守到了自己想要的情节:艾肯贝格在一间俱乐部里与已婚的电影制片人接吻。第二天,这组照片被卖往世界各地。
      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1963年,34岁的昆托与美籍意大利女教师杰瑞婷(Geraldine Del Giorno)在威尼斯一家画廊里相遇,并跟随她到达美国。同年,昆托在美联社开始拍摄一些社会题材的照片,并获得在这个领域的声望。他拍摄了肯尼迪的葬礼,马丁-路德・金组织的多场人权游行,一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的照片还曾获奖。1978年他重返罗马,记录梵蒂冈教皇保罗六世的葬礼,拍摄了那张饱受争议的照片:保罗六世尸体的尺寸正在被人测量,以便了解这位死去的教皇到底需要多大的棺材。
      上世纪70年代,昆托还是离开了美联社重操旧业。位于纽约曼哈顿54号大街上的54号影棚夜总会(Studio 54),是当时明星光顾最多的夜总会,也让昆托在这里如鱼得水。1997年,在夜总会倒闭并改装为剧院后的第三年,昆托在54号拍摄的照片结集出版,画册使用了俱乐部的名字。
      
      54号影棚夜总会/
      夜店无非就是那种都市人穷极无聊时才会去的地方:喝点酒、跳跳舞,偶尔磕点药,最好在凌晨离开时带个看得顺眼的男伴或女伴,但没有特色是万万不能的。“没什么比开得不对的夜总会更荒凉的了,无论是冬天的海滩还是雨天的网球场。”一个夜总会老板如是说。诸如“美国乡村”“英伦摇滚夜”“哥特”“同志”之类,都是常打的标签。头脑简单点的店主,干脆打出“本市最high”“最劲爆”“最艳丽女歌手”的招牌,尽管守门的保安都无聊得哈欠连天,但无论如何,把红男绿女们勾搭进来,趁客人微醺之际猛掏他们的口袋就对了。
      54号影棚夜总会却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当年该夜店的侍者如今都大红大紫,比如《30 Rock》和《姐姐的守护者》的男主角亚历克・鲍德温(他被誉为那一代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更不用提那里的座上贵宾。
      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正是迪斯科开始发挥能量的时候,到1976年,已经有上万家迪斯科舞厅在美国拔地而起,此种盛况吸引了两个年轻人的注意。史蒂夫・鲁贝尔和伊恩・施拉格,两人是大学时的好友,梦想开一家举世瞩目的夜店,夜夜笙歌。史蒂夫・鲁贝尔是个天生的交际花、同性恋、学业糟糕的学生和优秀的网球手,毕业后进入餐饮业,白手起家,拥有了自己的牛排连锁店;伊恩・施拉格是个高个子的英俊直男,沉默寡言的律师,在当了鲁贝尔的代理律师后,进一步成了他的搭档。
      54号影棚夜总会就这样开张了。“影棚”之名,是因为此地原为一个废弃的巴洛克风格剧院,后被CBS买去当了节目制作中心,1977年4月26日夜总会开张时,还有一些被漆成银色的拍摄设备靠在走道边。
      但真正让这里爆得大名的还是狗仔队和他们的小相机。
      
      享乐主义令人眩晕的中心地带/
      当时的纽约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夜生活,大多数夜总会只提供脆饼干、软饮料和水果,室内装饰没品得仿佛《星球大战》的拍摄现场,客人们不穿黑皮鞋还可能被经理赶出去。
      54号在其中就俨然是鹤立鸡群了:巨大的5000平方英尺的场地,舞台幕布高达二十几米,十几个红色和黄色灯柱在舞池中旋转升降,能产生450种灯光特效,塑料雪花从天而降,火辣的舞者不时现身,地板中央映出一张半月形人脸,一支巨大的银匙伸向嘴边,匙中闪亮的彩灯代表古柯碱。
      酒精自然必不可少――各种美酒任你烂醉。黑人模特贝丝汉・哈迪森一开始对54号很愤怒:“他们竟然提供酒精!你怎么能醉着跳舞呢?”但她很快就融入了这个疯狂世界:“有一次跳舞时我闭上眼睛想:‘如果明天我死了,我也会很好――因为我如此快乐!’我应该在54号里嫁给某个人,然后忘掉他的名字。”哈迪森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模特经理人、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她去世后被人称为“首位黑人超模”。相比之下,音乐经理人朱迪・温斯坦就平静多了,她说:“它开张时我就想:我得去搞件好衣服了。”
      伊恩・施拉格对承办各种古怪聚会颇有一套,他好像欠了巴黎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债,“我们每次活动都改装过道。”在万圣节聚会上,所有的门都大开着,门后倒吊着一个姑娘,桌上的盘子里放着人头。为华伦天奴举办的聚会是一个小丑主题的化装舞会。而当阿玛尼提出他想让这儿看起来像个城堡时,施拉格把所有的墙都刷白了。
      一旦你身处54号,就立刻成为一个玩家,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寻欢作乐。同性恋者把自己全身涂成金色,打扮成法老的样子,古柯碱随随便便装在吧台的碗里,跟糖果和点心一样显眼。这还是比较端庄的情形,事情有时会有点失控:人们把野生动物带进夜总会,等它们出来时:羚羊掉了一个角,鹿少了一只耳朵,而角马――角马的结局证实了一个关于角马的笑话:消失了的角马才是好的角马――压根就没有再出来,不知道那些疯狂的家伙把那可怜的动物弄到哪里去了。
      这里的价格也很公道,会费一年125美元,进了门以后,几乎一切都是免费的。免费的酒精,免费的笑气(一个穿白大褂的家伙拖着一罐连着12根管子的笑气,免费提供给所有需要吸食它的人),免费的亚硝酸戊酯(诨名叫臭袜子,得名于那种你绝对不会搞错的味道),当然还有古柯碱――一切能让情绪不断上扬的东西在54号都能轻易找到。
      还有性爱,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们追求的自由平等的气息在70年代变本加厉,黑人、白人、拉美人、男人、女人、同性恋者,都在舞场上放纵翻滚。80岁的迪斯科皇后可以跳到天亮,模特和机械师厮磨,水管工和小公主共舞,没有阶级之分,没有繁文缛节。那是一个清白纯真的年代,艾滋病的恐怖还没有席卷世界,毒品也暂时没有引发精神危机,只有自由和无尽的享乐。
      《GALA》杂志总结道:“(54号是)70年代享乐主义令人眩晕的中心地带,一个充满了漂亮面孔、无尽的古柯碱和花样性爱的迪斯科舞厅。”
      
      “纽约的某种标志和诱惑力”/
      仅仅如此,依然不够。54号的真正灵魂是史蒂夫・鲁贝尔,一个晦涩难解的天才,长着一张忧心忡忡的犹太人面孔,他能连续参加三场舞会,同时跟四个人说话,而不让其中任何一个感到尴尬。
      鲁贝尔坚持亲自选择自己的每一个客人,并解释说:“这就像请人来你的起居室,肯定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或者像做沙拉,如果都是同性恋,就不够有魅力,如果都不是同性恋,又没有足够能量,没有漂亮姑娘显然也是不行的,那太没意思了。”
      于是,每天夜里,他都站在夜总会门口的消防栓上,在一群大呼“看我!看我!”的人群中选择合适的人入场。每一次通行和拒绝,都是一次饱含痛苦与恩典、希望和耻辱的神圣仪式。
      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情愿不开张,有几个晚上,他把会场搞得空空如也,几千人在外面等,里面却只有几百个人。
      他挑人的总体原则是好看、好玩、有特点,三样起码得占到一样。他自己貌不惊人,个头矮小,又总是穿着铜纽扣蓝外套、运动衫和防风衣,倒像应该被挡在门外的人。
      他不让单身女孩进去,因为“我不想让这儿成为一个勾搭人的地方,这里又不是单身俱乐部,人们会忙着交友而非找乐子”。他还不喜欢把领子放在夹克外面的人,穿方格子涤纶衬衫和双排扣西装的人,因为他们看起来像娱乐节目主持人。
      曾经有两个女孩骑着白马来到大门口,鲁贝尔微笑着说:“马可以进去,你们留下。”又有一次,“一个人走过来跟我说:我是亚利桑那州的百万富翁。但是我才不管他是谁呢,我只管他好不好玩。”有些打出租车过来玩的人在车上就被司机泼一盆凉水:“你肯定进不去的,你穿的不对。我还是等在门口接你回去吧。”就连塞浦路斯的国王也曾经被挡在门外。
      安迪・沃霍尔曾经跟楚门・卡波特开玩笑:“你进去肯定也很艰难吧。”楚门回答说:“是啊,他们总是看不到我,我太矮了!”
      进门如此艰难,门内更有乾坤。54号真正的高潮――说起来挺讽刺,是在不怎么可爱的地下室里。这里几乎跟舞池一样大小,曾经用来储存杂物,鲁贝尔将它改装成VIP室,铁链围绕着一些神秘的房间,被传为54号的影子心脏,没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纽约是一座充满欲望和掠夺的城市,自恋狂和窥阴癖猎奇的天堂,每个人都想显得卓尔不凡,他们就像无数色彩鲜艳的鸟,情愿毁掉翅膀也要往54号里飞,能进入VIP房间一窥究竟更是无上的荣耀。演员莱斯特・珀斯基说:“结识了史蒂夫・鲁贝尔,就结识了整个时代。”
      正是这种莫名而坚固的虚荣心,让54号在开办伊始,就已经声名遐迩。作家鲍伯・克拉塞罗写道:“无论你到哪个地方,芝加哥、米兰、达拉斯,人们都会问,你从纽约来吗?你能带我进54号吗?这里更像是纽约的某种标志和诱惑力,人们会为54号专门前往纽约。”
      就连名人都对此地趋之若鹜,格蕾斯・凯利(她那时已经是摩洛哥王妃了)和好莱坞明星是这里的常客,沙特国王的侄子每月一次坐私人飞机飞行7000公里过来,只想在这儿跳一场舞,然后清早坐飞机回去。
      楚门・卡波特说:“我总是想,一些逝者肯定会喜欢这儿,没能亲临此地实为他们的遗憾,图卢兹-洛特雷克、波德莱尔、奥斯卡・王尔德�科尔・波特肯定也会喜欢这儿。”
      安迪・沃霍尔补充道:“还有约瑟夫・麦卡锡(麦卡锡主义的始作俑者)。”
      “是的。”楚门说,“麦卡锡也会喜欢。”
      
      新闻和明星的制造场/
      此种胜景,之前没有,之后也再没有重复过:丽莎・明尼利在舞池旁弹钢琴,戴安娜・罗斯在长沙发上拿话筒唱起歌来,安迪・沃霍尔与卡波特相谈甚欢,林恩・怀亚特和约翰・麦肯罗坐在酒吧里一起喝一杯,卡尔文・克莱恩靠在后墙上,皮特・贝尔德晃荡在女洗手间,只有十几岁的迈克尔・杰克逊与DJ一起玩着灯光和音响。错过任何一个夜晚,安迪・沃霍尔都会揶揄“你错过了最好的夜晚”。
      很难说清到底是明星在制造新闻,还是新闻在造就明星,而54号则同时向媒体和明星敞开了大门――它是新闻和明星的最佳制造场所。
      尽管不时有大明星拜访,很多常客在54号开张前根本没人听说过:设计师侯斯顿和卡尔文・克莱恩当时还是无名小卒;安迪・沃霍尔算是一个名艺术家,但始终游离在主流社会边缘;比安卡・贾格尔的身份仅仅是滚石乐队米克・贾格尔的前妻;伊丽莎白・泰勒是电影明星,但几乎没演过什么好电影;丽莎・明尼利也是演员,但还不如前者有名,不过是有一对著名的已离异的双亲(她是影后朱迪・嘉兰和名导文森特・明尼利之女)。他们最终都被54号打造成超级明星。
      明星们和狗仔队炙热的闪光灯彼此渴望。来自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的发型师和机械师,只要看一眼美剧里那个女配角的真容就已经足够满足,每天准点到场的小明星只希望认识那个位高权重的影界大腕,就连酒保和侍者也希望能搭上某位有钱的名人――小则到威尼斯度周末,大则一夜间飞黄腾达。54号将社会生活的不同阶层完美地嫁接在一起,带给所有人便利。“从来没有一个鲁贝尔不喜欢的摄影师。”楚门・卡波特说。
      《纽约时报》的记者盖・特立斯写道:“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昆托无疑是这其中的翘楚。无论在罗马还是纽约,昆托从未因他的工作感到难为情,或者为干涉明星的私生活感到羞耻,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公众提供新闻服务,并因此获得报酬。“人性就是这样的,他们想看这样的照片。”他说。
      1993年,64岁的昆托从54号退休,在美国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的蒙哥马利村,与妻子过着安静的生活。他的邻居们总能看到这位老人在自家花园里为家人种植意大利香料。在他退休到去世的17年里,他再也没有携带过相机。
      
      编者按/
      “狗仔”这个行当,名誉从来伴随着争议、虚饰、谎言和挑战。连“狗仔之王”的桂冠也曾出现在多位摄影师的头上。他们从阴影处诞生,从没有准备进入正史之册,却时常刺破着道德面纱与真相之幕。如果没有他们手中令人浮想联翩的照片和公众的蜚短流长,好莱坞的明星和名利场上的政客名流们,不知该有多寂寞。
      
      塔齐奥・塞克齐亚洛里
      (Tazio Secchiaroli)
      
      上世纪50年代,达官显贵齐聚罗马,夜夜笙歌、纸醉金迷,一个叫塔齐奥・塞克齐亚洛里的摄影师,整日骑着一辆Vespa摩托混迹在威尼托大街,搜寻名人的踪影――有太多来自名人的情事、飨宴和失态在等待他那台小莱卡去捕捉:政要人物出入妓院;埃及国王与两个并非王后的女人坐在咖啡馆、并因发现自己被偷拍而愤怒地掀了桌子;一对明星夫妻,安东尼・斯蒂尔和安妮塔-艾肯贝格在公共场合酒后争吵�
      塔齐奥并不入流的街头偷拍手法,形成了一种新的摄影风格,他用灵敏的嗅觉和锐利的双眼来捕捉故事,而非在摄影棚里中规中矩地摆拍。大众对名人光鲜亮丽的表面后的私密生活则有着永不餍足的好胃口。
      他的所作所为让费里尼联想到“一只嗡嗡叫的昆虫,阴魂不散地在你周围,随时准备猛冲过来蜇伤你”,加上昆托等人的事迹一起,激发了导演拍摄《甜蜜的生活》的灵感。当时这行当还没有如今的坏名声,从业者也决非等闲之辈,塔齐奥有自己的图片公司,甚至还是索菲亚・罗兰的专职摄影。
      塔齐奥激进的摄影作风让“狗仔队”从一诞生起就充满了进攻性,这位狗仔之父终生对此处之泰然:“有一天,摄影师不再追着你拍,你又会要求着他们拍了。”他将戴安娜车祸的原因归结于“他们不应该躲避摄影师”。
      “我们摄影师都是贫穷饥饿的魔鬼,他们却有一切――钱、声望、豪华酒店。大酒店的门卫和搬运工都会给我们消息――你可以将它视为无产阶级的同志情谊。”塔齐奥说。他死于1998年,活了73岁。
      
      罗恩・盖拉
      (Ron Galella)
      
      他好像长在名人家门口的树上和灌木丛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保持距离”,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多的话是“砸烂他的照相机”!几乎美国的所有名人都认识他,当他从灌木丛里被保镖揪出来时,对方总是皱着眉头说:“怎么又是你?”
      他是罗恩・盖拉,史上最成功的狗仔。如今他79岁,得了关节炎,出了好几本书,还有人给他拍了纪录片,只是偶尔才一瘸一拐地上街抢机位。
      他的职业生涯是反复被名人拒绝、辱骂甚至殴打,但永不放弃的华丽经历。马龙・白兰度为打掉他五颗牙弄破了自己的手指,还因伤口感染入院,而他此后只好带着橄榄球头盔去偷拍这位大明星;西恩・潘挥拳痛揍他同事的时候,他依然冷静地对着这一幕按下了快门。让他声名大噪的还要数杰奎琳・肯尼迪,他几乎偷拍了她一辈子,而她两次把他告上法庭,甚至在一次醉酒后跟他谈过心。罗恩迷恋这位第一夫人,并认为自己了解她,“她热爱被人追逐。”
      罗恩是新闻摄影科班出身,始终以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摄影是最简单的艺术活动,但要拍到别人一看照片就知道是你拍的,却是最困难的。”但他做到了。他拍的杰奎琳被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照片里杰奎琳微笑着,发丝散落,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流作品。
      如今罗恩只是对狗仔行业感到失望,“我的摄影生涯结束了。今天的那些拍照狗仔们�他们专门拍难看的照片,拍明星的脂肪团。而明星们选择走进镜头,成为摄影师的精明合作者,他们拍卖新生宝宝照片,他们操纵摄影师上演虚假的个人生活秀,他们为了得到关注而故意爆出丑闻�他们轻如鸿毛。”
      
      法布里奇奥・科罗纳
      (Fabrizio Corona)
      
      37岁的法布里奇奥・科罗纳常说自己并不懂摄影。他曾是一个娱乐经纪人的私人司机,后来凭借雇主的关系,开始偷拍明星照片,成功率很高。在意大利,八卦娱乐业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行当,科罗纳在短短几年内暴富,并成立了自己的图片公司:科罗纳图片公司,公司旗下训练有素的狗仔队伍遍布整个欧洲。
      科罗纳在公司的前台上摆着罗宾汉的木雕,自诩为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他拍到不雅照片后会向被拍摄者叫卖这些照片,价格从0.5万欧元到5万欧元不等。他叫嚣说,“看,这些人在电视里冲你笑,他们有权有势,所以我利用摄像机让他们付出一些回报。”贝卢斯科尼的女儿为了索回一张她酒后的亲密照片,付了超过六位数的赎金。2007年,科罗纳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入狱两年,据说此案受到贝卢斯科尼的“特别关照”。
      很自然,科罗纳出狱后,贝卢斯科尼就开始丑闻不断,从婚外情、性丑闻到裸体派对,都被科罗纳的手下拍个正着。在纪录片《电视政治》中,科罗纳指出,是贝卢斯科尼亲手建立了这个让他自己臭名远扬的八卦传媒业。八卦是电视的产物,而贝氏通过手下的传媒集团大搞电视政治――意大利人80%的新闻来源于电视――获取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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