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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大卫佩里_寻找大卫耶格

    时间:2019-08-18 06:39:40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我惟一一次见到大卫•佩里是在1997年春天,在百无聊赖的片警生涯中,我开始重新渴望读书、求知,报名参加了大卫•佩里位于汉口集贤里的英语夜校(法人是刘道玉),他也正如他武汉大学的弟子李斯在《垮掉的一代》的前言里描述的那样,是一位白头美国智者。我告诉他我是警察,我只记得如下对话,并不记得那个英语角的其他细节,比如那时由百威、百事提供的免费饮料等等(因为佩里先生当时也任武汉美国商会的会长)。
      我一来就对他倾诉:“……警察很容易使人异化。有许多人告诉你,如果做这个工作,就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太自由了。”
      “自由!不要因任何自由而内疚。”他抓住那个词发表了一下感叹。这次我采访大卫•佩里学校的熊杰平老师(一直是佩里最忠实的学生、翻译、佩与中国人的联络官),我也听到惊人类似的对话,当年,当熊杰平抱怨留在大学任教的无聊时,佩里说:“不要忘了宝贵的自由。”
      当时老佩里和我用英语交谈,英语使我稍微能表达一点哲学什么的,市民气浓重的武汉话只能谈皮毛,很难表达感情。
      他对我西部片儿一样的口吻并不惊讶,自从离开复杂的武汉大学,他开始接触各种原因来学英语的武汉人,但是都在很单纯地在念英语,他认为我有点大惊小怪,对自己可怜的经历,他想了想,也许是不想让我过度倾诉,把这里当成教堂,从他的环形图书馆的墙壁中抽出一本书给我读。
      “奥威尔也做过警察,但他不是故意的。他生在殖民地,没有别的职业可做。对那一代殖民地英国青年来说,比起做一个殖民地公务员,回国重新当兵去海外殖民更糟糕。他是没办法,可不是崇拜男子汉气概。”我被这话多少刺痛了,同时又觉世界开阔了许多,开始明白阅读是为了生活。“你仍有很多选择,在你自己的国家。”
      那时他自己也刚获得中国绿卡,武汉荣誉市民身份。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只在2008年,当我跟随一艘三峡美国游船维多利亚北斗号采访时,从船上的美国娱乐总监―八十多岁的钢琴师“老山羊”厄尼那里无意中得知他和佩里的友谊,并得知了佩里多年以前已去世的消息。如今佩里已长眠于武汉郊区的石门峰公墓,我爷爷和我奶奶也葬在不远处的树荫下。因为他不是传教士,所以他当年对我说的话听起来总有点像流亡者对他人故乡的一面之辞的印象,太空洞,我仍然觉得不那么满意。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只在这次通过熊杰平老师的回忆知道了更多。
      
      口述
      熊杰平,大卫•佩里的学生、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国文学讲师
      
      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大卫•佩里在中国寻求什么。
      佩里来武汉大学,还是刘道玉当校长时,1980年代中期―当时中美有一个交换学者的项目,美国需要对中国问题有研究的学者,比如对水稻和长江,而我们提出一个条件,拿学者换学者。
      当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当时美国学者的待遇比苏联专家还高,现在我们有了钱,请得起了,选择也自由多了,也不需要政府。
      但如果你现在去武大,还会发现一个不同―我们现在欢迎理工科学者,以前是文理对半开,现在理工类占了多数,好像跟我们的经济建设需要有关,文科的东西一来呢,好像给我们添乱,思想上也不欢迎,而且,现在这些外语专家很多算不上专家而只是外教,真正的专家要在国外就是专家(佩里先生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学博士)。
      佩里先生来武汉大学,也说明刘道玉当时比较看重与教学有关的学者的引进,他在当时开创了一个比较需要高素质教育的教学模式。
      佩里先生给我们用美国原汁原味的教材,这些教材逐步取代了我们原来的中国教材,中国教材动不动就叫“什么什么研究”,佩里先生用的Norton的简明莎士比亚选集之类。
      学时比较少,莎士比亚教不完,于是佩里在每个年级都开不同的课,这样高年级可以去听低年级的,就能将莎士比亚听全了,而中国老师教法是上重复课。
      当时武汉大学的学生动不动谈天下兴亡,我们把院长的课罢了,他一天到晚开会,我们就请佩里先生给我们继续讲莎士比亚、圣经、古希腊神话、英国文学。还有美国小说,也是我们要求上的。老佩里从华盛顿•欧文开始讲,我们不满足,说能不能给我们来些最现代的东西,于是,佩里从1983或1984年开始,给我们讲当年最佳美国小说,每人发一本,学完了收回来,鼓励我们每个人翻译一篇,又去投稿,那时武大外院编词典,翻译方面强点。
      武汉这个地方比较小,中国老师经不起学生几折腾,美国老师经过非常严谨的博士教育,他漫不经心讲到的东西却是最有水平的,一问问题就看出中国老师和美国老师的高低。
      我们当时觉得,老佩里似乎不和我们玩,因为我们太渺小了,我们什么都不懂,除了一点英语,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特点。佩里喜欢和数学系、化学系的人玩,打网球,那些人起码有一技之长,而我们,谈起课本外的东西,自我感觉非常狭窄。
      现在高校文科招生实际上是在压缩,四所大学合并后,按说要招300人,因为有那么多老师,但我们只招了100人,指标全用来招理工科的学生,也许是国家建设需要。
      而硕士又在扩招,一个年级10个人,至少100人,不再是精英教育。
      现在佩里的这些书已经没有知音了,这是非常恼火的(他手指着背后的书柜里佩里的遗物―那些书,其中也有佩里抽出来给我读过的奥威尔)。……有的时候,我随便抽一本书出来,现在的学生读不懂,包括武汉大学的学生,都是如此,他们只知道练口语。
      以前不仅是在武大的研究生课程,即便是后来佩里出来在社会上办这个英语学校,也是可以上较高层次的培训课的―这个培训学校办了14年,没有开过考试的课程,而是英国文学、圣经、希腊神话,现在再没有人开这些课,因为不实用。所以社会真是发生了变化。
      当时甚至有人从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跑来集贤里这里听课,觉得学校的东西太有限。汉口有一个美国英语学校(American school of English),是当时在武汉的美国人给子女办的学校,他们也到集贤里这里来上课,因为父母想让孩子在武汉接受与美国同步的教育,大卫•佩里就当了他们的老师。
      反观我们的教育,津津乐道于教技巧,人家在教思想、概念、思路、发明创造,我们只教解题目。但我改变不了这个,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在武汉大学的研究生课堂里教学生critical thinking,修辞我教一些,教思维。中国人写的英语,哪怕像《中国日报》,总感觉跟地道的英语不同,字里行间什么都没有。地道的英文是绕口的,这就是有思维,有时候看外国人写的英文,要能看得出,他字里行间在骂我们。从教的角度来讲,教这些,人要享受一些,要不佩里教我的那些东西就荒掉了。
      后来,我精力没处放,就想到把莎士比亚改成汉剧,让专业汉剧演员唱,有两年了,每年在武大演,在武汉的剧院演,我跨到中国戏曲行业里,我觉得如果佩里先生还活着,看到这个,才会觉得可以和我玩一玩了。
      佩里最喜欢的莎士比亚剧是李尔王。这个故事说的其实是一个人年纪大了退休,把土地分给女儿,这很正常,他没说退位,他要保存头衔,你反观英国往事,1066年一直到现在,除了克伦威尔,几乎同一个家族的王朝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都有当时血统,这不容易,国王人人都想当,他们通过历史反省,明白了统而不治的道理,反而能够绵延。
      我就这么写了汉剧。外国观众看了也很高兴,他们也希望中国人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也是基于我们自己对社会、政治的思考。这么一出汉剧李尔王,肯定是老佩里生前没想到的,我自己也没想到。
      说到佩里为什么离开武汉大学,我觉得最大问题是中美文化交流出现了隔阂。我认为,比如中国人同外国人结婚啊,是很痛苦的事情,你无论如何都没办法理解外国人,虽然我们学语言是为了沟通,但你想想两个人住到一起,早晨一起来,我用英文说“亲爱的,让我们下楼过早吧”,而对方说的是“早晨好”,我会马上脸红到耳朵,这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而面对这些中国式的东西,佩里先生后来会常常自问:“对中国,我是不是老了?”
      1994年他离开武汉大学,64岁―中国人64岁退休,西方人65岁。当时他事业如日中天,那年刚刚是湖北省长贾志杰给他颁发了编钟奖,二是获得武汉市荣誉市民,这是殊荣。
      但武汉大学却迟迟没有给他签续聘的合同,佩里先生当时非常忐忑不安。
      一是武汉大学喜欢到了课程结束再决定要还是不要,中国人没有感觉会失业,但是这样对一个外国人,会使人家每一年都有失业的感觉。
      而关键原因却是武汉大学的另一个传统―当一个老人死在武汉大学,并没有最后的关怀的传统―一个老师不能成为学校的包袱,这里没有终身制,而是尽力推向社会,目光太短浅了。爱因斯坦死在普林斯顿,他的死是普林斯顿的骄傲,而武汉大学到现在都在执行这个实用主义政策(2009年,武汉大学张载元教授就在架着呼吸机的病床上被校方解聘)。
      于是我陪佩里去南方,中山大学、海南大学,后来他在海南大学工作了两年,非常失望,反过来还是怀念武汉大学,武大的学生是精英教育,海南大学的学生基本是没法教,那里也没有研究生,只有二本的本科生,他在那里沦为一个普通的外教。
      但他从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表现过盛怒,他每天可以刷N次牙,为了任何一次小小的见面,贵族就是这样的,他可能确实有贵族血统。那年他带我去白宫,指给我看他祖父画的西奥多•罗斯福的肖像,到了44街某个剧院,他又告诉我“这个剧院曾是我们家的”。
      当时有很多武汉记者问他有什么“武汉情结”,他说他讨厌“情结”这个词,让他想起恋母的、畸形的情感;而因为他是独身,记者也喜欢问“有没有女性追求你”,很八卦。他特讨厌问这个问题,甚至他事先跟我讲,如果有这个问题就不翻译,我还是翻了。武汉人也不信邪,还是要我翻。他就说:鲜花是美丽的,但要隔着距离来看。后来,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们才发现了不少情书,各种年龄写来追求他的女性都有。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知道他在中国寻求什么,我本来以为他信教。但不是。他研究圣经,再来信教就困难了,当他知道了那些文字下面的东西,他就不容易被那些东西征服了。
      他说:“我1983年来中国,80年代末决定留在中国,90年代决定死在中国。”他刚开始是出于好奇心,能派往远东,在学术界是很自豪的,后来他和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有了感情,再后来他应该回美国去过退休生活,当退休的荣誉教授,但他说,“我这个年龄,在中国更有用,在美国是等死―Die in office是好的。”
      他是1999年回美国例行体检时查出的食道癌。他总要回国体检,他不相信中国的医疗,当时是建国50周年,他在湖北省政府庆典受邀嘉宾之列,在黄鹤楼举行,他缺席了。
      美国医学让我目瞪口呆,美国医生简直是在普及食道癌的全部知识,而佩里就转述了这些知识给我听:食道癌世界高发区域就包括中国的河南县林县(现在的林州,也就是红旗渠所在地),医生还分析他一定在中国喜欢吃烧烤,确实如此,医生还分析那是地沟油,确实如此。
      当时他是69岁。这个年纪手术成功几率很小。他就开始和朋友们告别,然后决定死在中国,美国全民保健,每个人都有全程跟踪的医生,医生说:如果你回中国,我们是最后的告别了。他本来是胖胖的老头,回中国的时候已经很瘦了。
      2000年春天,我在美国留学,接到佩里的一封信,我撕开一看,是遗言,我的眼泪就刷地流出来。这以后他还活了半年,他精心地准备遗嘱,在美国公证,美国那边有一个执行人,我作为一部分遗嘱的执行人。遗言是个很怪的东西,大概密麻七八页纸,很详尽,涉及大卫•佩里的学校、他的书等等,相当部分跟我无关。
      他有一个水壶,能过滤杂质,但留下矿物质,我按遗嘱给了他想给的人,他还有一个高级照相机,也给了人,只有一样东西,是我有继承权的,是一幅画,现在我美国同学家里挂着,这画可能也值点钱吧,这也是那个白宫总统画家的,那个画家佩里,即使不是大师,也算当时美国的一线主旋律画家,相当于我们国家唱歌的阎维文吧。
      学校是公益的,这些书我来管理。但是没有学生读它们了。他那些课呢,也没有人能延续。但大卫•佩里学校的很多东西,在武汉可以说都开风气之先,比如我们的面试传统,比如说我们坚持用英语教英语,我们对学生只教英语,不教考试,比如说我们不上重复课,我们也不想扩张,维持在1000学生左右,再扩张,你就得拷贝课程,上重复课程,就有违佩里先生的准则。这一点,我看现在的武汉大学也做不到。而且,如果你去采访现在这些中学和小学英语老师,他们的英语水平下降了,他们教小学,就变成小学水平,上课都是中文,教研也都是中文,而我们这里的老师,起码自己的英语能力不会退化。
      武汉也许比以前更国际化了,但就学校现状而言,却似乎不如在集贤里那里有更多的社会上学英语的人来学,那里白领多,而现在我们新搬的这个地方,靠着六中、二中,中学和小学为主,现在教的都是孩子,他们父母的目的也更多的是应试。以前佩里先生在的时候,我们的英语角一定是有免费的饮料,是百威和百事赞助的,佩里先生那时还是美国商会的会长呢,死的时候覆盖了美国国旗,而现在我们和美国商会不再有联系。
      佩里先生生前一共赞助了50个中国学生去海外留学,我出去得很晚,我早出去的话,可能早学完了,不等到为他奔丧。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老师能影响一个学生的事业选择,我本来不愿意留校当老师。我毕业的时候,万国证券的管金生要过来面试我当秘书,我本来都准备好了去那里的,没想到他后来出了事,我就留在了武汉大学。我这一届就我一个人留校,其他全部都是去了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但佩里说:你别忘了一件事,自由。他继续说,“在假期,我还可以带你去看世界”,我就跟着他看了美国。
      现在作为老师,压力这么大,诱惑非常多,无论是提级还是提职,就产生了很多造假、潜规则,佩里对我影响很大,教我不去争这些,你可能不知道,我到现在也才是讲师,我50岁了,以前学校里认为我在外边又搞了学校,有个收入,因此我每次职称申请都不成功,后来我就干脆不申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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