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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商帮与浙商帮谁强 中国商帮之浙商

    时间:2019-02-06 06:32:04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为什么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为什么全国500强企业中,浙江企业总是位居前列?为什么每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浙商总是占据绝大多数?   尽管浙江商人中70%以上的人只有初中以下的学历,而且近80%的人…身于农民;尽管他们的产业层次很低,规模也都很小,最终却都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浙江商人作为商人的一个群体,不仅创造了许多财富,而且为全国商人提供了一套可学习、可操作的经商哲学。
      
      天生就是经商的人
      
      浙江位于太湖以南,东濒东海。浙江,是古时候对钱塘江的称呼。而钱塘江又是浙江省内最大的河流,因为钱塘江的江口呈喇叭形,向内逐渐浅狭,潮水袭来时受到地形约束而形成钱塘潮。当潮水来袭时,潮头壁立,波涛汹涌,有如万马奔腾,天下无双,蔚为壮观,举世间名。也许受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影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浙江人自古就有了经商的意识。
      秦代以前,越国大臣范蠡辅助勾践打败吴国之后弃官从商,成为富甲天下的火商人。晋时,宁波的“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到了隋唐时期,浙江的经济迅速发展,丝绸业、瓷器业、造纸业等相当发达。宁波、温州都是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有名的贸易港,李邻德、李延赤、张支信、李处人等浙江商人从宁波出发,横渡东海,到日本岛进行贸易活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浙江人率先投入到了市场经济的大潮,气势有如钱塘江的潮水一般,把经商的大潮涌向全国,形成了独特的“浙江现象”,浙江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温州商人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申领者。她的营业执照是工商证字第10101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商人,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商人、商品和商业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商人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微小的缝隙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活动的大天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遇到适当的机会便会勃发出旺盛的生机,以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商人可以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经商是一种社会需要,是一种自我发展的需要。
      精明的浙江商人似乎早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总是把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在市场中摸打滚爬,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创富商帮”,“中国民企的榜样”和“草根商人的范本”。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几乎所有的浙江商人都这样认为:只要肯吃苦,满地都是金。浙江背靠山岭,而向大海,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土地上,养育了吃苦耐劳的浙江人。别人不愿干的苦活,诸如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等,浙江人都抢着去干;别人不肯受的辛劳,诸如走南闯北、远走他乡,浙江人都乐意去受。特别是许多刚开始创业的浙商,他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有些人对浙商的行为不可思议,甚至还有点看不起浙商。但是,许多年后,那些睡地板的浙商都成功了,小企业成了大公司,小资本成了大财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古话在浙江商人的身上得到了验证。
      人人都知道青春宝,人人也知道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但是早年他在胡庆余堂当学徒时所吃的苦头,也许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胡庆余堂是胡雪岩在1874年创建的。冯根生的爷爷是胡庆余堂的第一代学徒,父亲是第二代学徒,冯根生是第三代学徒。
      在胡庆余堂学徒要练的基本功很多,望、闻、问、切都要学,仅是中药“整炮”这…项,就得学习原料的挑选、整理、干燥、炒、炙、漂、煅、飞、洗、去毒以及遵古的配伍。而这些基本功的学习都要在三年内完成。冯根生是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除了学做生意,他还必须做一些杂活,诸如擦柜台、扫院子、给师傅打水、盛饭等,因为他没有师弟。
      谈起在胡庆余堂做学徒时所受的苦,冯根生说:“做学徒是很苦很苦的,学徒3年期间不准回家。平时早上5点钟起床,晚上10点钟才能睡觉。早晨起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认两个小时中药。认药的数量是每天增加两种,一年720种;三年下来,就是2000多种,要知道它的产地,它的药性,比如是寒性、热性的,还是温性、凉性的。如此学下来,所有的中草药都在你的脑子里,这个药治什么病,配什么方就全知道了。早晨,认完中药,就开店门,擦柜台,什么活儿都要干,一直忙到晚上7点关门。然后再认药,直到晚上10点才能睡觉。
      “其实睡也是睡不踏实的,因为药店是24小时接药方。如果店外有人敲门,学徒就先得下去,把灯点起来,迎门,然后再去把老师傅引下来。小时候常听老人讲鬼的故事,所以最怕的就是鬼,特别是阴森森的下雨天。胡庆余堂又是一个很大、很深的庭院,所以晚上一个小孩子从楼上下来感到很害怕。而且晚上的方子里有时候也需要用‘些新鲜的、现做的药捻子来配方,比如治老人哮喘的中药,就要用一味‘竹沥汕’,是把竹子劈开以后,用火将其中的竹油沥出来,一滴一滴地沥,没有一两个小时是完不成的。如果掺点假,加点水,谁也不知道。这就要靠良心做事,靠减信撑店。药配好后拿去,你刚刚睡下,可能又会有人敲门。记得有一个晚上,起床6次。算算看,晚上10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半夜再有五六次起床配药,学徒还有多少时间睡觉?可第二天还要照样工作,365天,没有一天休息的。”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予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种吃苦的精神在浙商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宁为鸡头 不做凤尾
      
      浙江人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有着深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凭借这股精神,浙江的经济细胞不断裂变,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使得那些原本掌鞋的、打铁的、缝衣服的、修打火机的等等普通劳动者,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成长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企业家。
      1998年,巴拉昂临终前在遗嘱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曾是一个穷人,却是以一个富人的身份走进天堂的。我不想把我成为富人的秘决带进天堂,现在秘决锁在中央银行的一个保险箱内。谁若能通过回答穷人最缺少的是什么而猜中我的秘决,他将能得到我的贺礼100万法郎。”
      遗嘱刊登出来后,很多人寄来了他们的答案。在巴拉昂逝世周年纪念日,律师和代理人打开了那只保险箱。尽管他们收到了48561封来信,但是,只有一位叫蒂勒的9岁小姑娘猜对了巴拉昂的秘决: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野心”。
      “野心”是成功的出发点。大部分人之所以贫穷,大多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弱点:缺乏“野心”。
      在改革开放之初,精明的浙江人就开始利用家中的设备开作坊、办小厂。那些没有资金的人,则外出擦皮鞋、弹棉花、卖眼镜、挑糖担,通过自己的奋斗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掘得自己的第一桶金。
      有了资本和经验,浙江商人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们“个个想创业,人人想挣钱”。在浙江人眼里,天下没有不赚钱的行业,只有不会赚钱的人。挂在浙江人的口头禅是“我要干!”而 不是“要我干!”
      年轻而没有资本的浙江人,在找工作的时候一般不挑工作的高低与否、舒适与否,而是找一份能够学习本领的工作。在学习本领的过程中,他们善于适应环境,即使极偏远,极艰苦的地方,都有浙江人在奋斗。尽管他们的奋斗是艰苦的,但是,他们的“野心”却是宏大的。在每一个浙江人的骨子里,都流淌着“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血液。
      有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温州的武汉人有12万,只有3000人是老板,其他都是打工的;而温州人在武汉有22万,这22万人都是老板。因为温州客商都是自己开店做生意,规模都不大,以百十来个平方为主。但正是这种小店铺却造就了一大批的大老板。
      还有就是他们的自身素质决定了浙江人要自己做老板。1991年,温州商人林立人到深圳去打工,因为没有学历和技术,他在深圳找不到工作。林立人后来说:“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人,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当时的深圳,很少有正规的中介公司。于是,林立人在香港注册了一家立业(香港)房地产开发公司,成为深圳第一家民营租房中介公司。
      
      有胆有识 敢于冒险
      
      浙江人能开辟出一片市场,就在他们敢下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于冒险,有强烈的市场观念。尤其是温州人,他们喜欢“先吃第一口,先迈第一步”,例如包产到户、股份合作、浮动利率、第二职业、农民城等。温州人总是第一个吃螃蟹,敢为天下先。
      王均瑶可谓是敢冒险的典型。从包机到进入乳品业,涉足宾馆餐饮业、出租车业,王均瑶的每一次决定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表现。
      1991年春节前,王均瑶和一些温州老乡一起从湖南包人巴车旧家过年。在翻山越岭的1200公里的漫长路程中,王均瑶说了一句:“汽车太慢了”。老乡开玩笑地说:“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没想到这样一句玩笑,竟然激起了王均瑶的“野心”,他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包飞机呢?随后王均瑶做了详细的客源调查,并向民航局递交了一份构思严密、数据可靠的可行性报告。
      1991年7月,年仅25岁的王均瑶真的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地降落在温州机场。这是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包机航线,王均瑶被誉为“胆大包天”第一人。
      谈起包飞机,王均瑶说:“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的个人形象、人生道路都改变了!如果说人生是个大舞台,那一天,作为一名演员,我面试合格,被允许登场。”
      还有饮料商人陈金义,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就开始了一连串的“吃螃蟹”行为。1992年,陈金义一举收购了上海6家国有商店,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收购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家,时间轰动全国。[998年,陈金义大刀阔斧,对“家族式”管理体制进行了开刀,结果,大哥退职,二哥退休,三哥降级,就连他的妻子,也同样退居二线。集团管理层裁减60%,30多值直系亲属或降或辞或进修学习。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举动,成就了企业的发展。
      
      依靠家族 合力打拼
      
      浙江人在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多采用的是家庭作坊的形式。他们住的是最便宜的房子,不仅有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还有机器设备。他们不在乎居住条件的简陋,不在乎办厂设备的简单,他们在乎的是:努力工作,把小作坊做大。在他们的家族人员中,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兄弟,有的是姐妹,也有的是同乡合伙。随着小作坊的不断壮大,他们的家族力量也不断增强。最终,小作坊成为了家族企业。
      家族式企业最主要的特点是:产权由家族的主要成员或者是有血缘关系的成员来控制。比如,创业于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挺宇集网,仅靠2000元起家,目前已经做到了几亿元的规模。但是,挺宇集团内的所有重要的职位都是挺宇家族占据着。董事长潘挺宇称,公司的总经理是他的大女儿,副总经理是他的儿子,同时兼管技术,财务归他小女儿管,而小女婿的职位也是总经理。
      海外温州商人,巴黎飞天公司总经理张远亮说:“我初创业时稚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30平方米,一台机器每天转,再加一张桌子,白天用来工作,晚上用来睡觉。工人是回乡找的亲戚朋友。我们来巴黎的温州人几乎都是这样: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是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我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个皮包,别人卖25块,我卖20块。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市场很快就光亮起来。”
      可见,在企业创立早期,家族式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家庭成员的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同时,由于管理层和产权拥有层是同一个家族,在管理上能够做到上下一致,决策起来非常简单。只要家长一拍板,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这为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读懂政策 巧抓机遇
      
      中国有句古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市场竞争中,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占领市场制高点非常重要。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在国家的政策中,蕴藏着丰富的机遇。这就看你有没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不能在细微的政策变化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商机。
      亚龙企业董事长张文荣说:“温州人就是肯冒风险,敢走在政策的前面。”他说这句话时,充满了作为温州人的自豪。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物资匮乏、信息不对称,精明的张文荣马上就发现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商机。
      有一次,张文荣偶然得知福建沿海有个地方卖的梦特娇牌T恤特别便宜,而当时的梦特娇服饰非常流行,于是,他赶紧带着钱跑到了福建,做起了服装生意。
      3个月后,张文荣净赚10多万元,而当时的中国万元户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丽列商机时,精明的张文荣往往是不惜代价。有一次,由于日本生产厂家停止了供货,一辆本刚摩托车在温州一下子涨了一万块钱。当时的张文荣正在黑龙江做生意,他发现黑龙江还有本田摩托车在卖,但是,数量也不多了,只有五六辆。于是,他把这五六辆摩托车全部买进。然后,张文荣拿着大量的现金在黑龙江马路上逛,只要碰到本田摩托车他就拦,并原价买进。3个月后,张文荣在马路上购进的本田摩托车就有600多辆。然后,张文荣把这些旧车修整一新后卖到了温州,结果,平均每辆车赢利一万元。
      21岁的张文荣已经是身价百万。这时,他的眼光已经放得更远了,他决定到上海去发展。1986年,他来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一切都被计划经济束缚着。一到上海,张文荣就发现马路上的铜满街乱放没人要,而在温州,铜却是极其缺少的。张文荣。下子就找到了商机,于是做起了废铜生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经济环境的好转,张文荣的事业越做越大。
      1988年,张文荣看准了城市发展对电缆需求的提高,选择了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伙伴,从而成为上海小有名气的“电缆大王”。
      1997年,他出资1000万兼并了国有企业――浦东电缆厂, 拥有了自己的实业公司。现在张文荣的亚龙集团经营范围包括铜材、电缆、教育、医疗、绿化工程、房地产等,总资产超过6个亿。
      华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力成说:“比如,国家是在1998年宣布进行‘两网改造’的,这个风其实早就有了,我是从朱�赫总理的一个讲话中‘嗅’出商机来的,但当时,大部分厂家就是没这个感觉。因而,早有准备的华立能够快速启动集技术开发、工艺改进、市场开拓为一体的‘旋风计划’,在激烈的‘两网改造’招标战中占领了制高点。所以说,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它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西进”扩展中,汪力成预见了西部开发的商机,于1996年西进兼并了西部地区最大的电能表生产基地――重庆电能表厂。而当时,还没有出现“西部开发”这种说法。
      谈起抓住西部开发的商机,汪力成说:“我是从民工潮的新闻报道中研究出西部的商机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中国不可能放任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央不可能不重视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一旦中央重视了这个问题,就会有扶持西部开发的政策。当然,当时重庆设直辖市的消息也是无从获取的,但我从一份内参资料上看到中央领导有这么一个讲话:‘重庆人民为三峡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但中央不会让你们承受更大的损失。’这使我作出了挥师重庆的决定。所以说,企业家的超前预见能力也好,悟性也好,直觉也好,它是信息处理自动完成的一种能力。”
      可见,要成功地抓住机遇,就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不能光看眼前,要有长远的目光,看到今后的发展趋势,高瞻远瞩,走在别人的前头,从而做到先知先觉,达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境界,从容面对每一个政策变化。
      
      走出国门 奔向世界
      
      浙江毕竟是一个资源小省,要获得长远的发展,一定要走出浙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加入WTO以后,外国进来是“狼”,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走出去,也是“狼”。
      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海南的开发建设刚刚开始时,敏锐的浙江商人就纷纷来到海南。其中,浙江商人创办的海南亚洲制药有限公司已经在当地深深地扎下了根,并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公司总经理郑志勇说:“发展没有地城之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是我们的舞台,就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做。”如今,郑志勇的眼光已经盯上了其他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
      几年前,郑永刚决定把杉杉集团总部从宁波迁往上海,竟然在当地引发一场强烈的“地震”。当时,“忘恩负义”、“胳膊肘往外拐”等责备铺天盖地袭来。郑永刚却坚定不移:“我的行为希望留到5年以后再认定。”5年不到,凯泉、均瑶、华东电器等纷纷步其后尘,将公司总部迁往上海。现今,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之报以掌声和鼓励。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浙商意识到,走出去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浙商和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到全国各地去发展。其实,浙商最厉害的不是资金,也不是技术,而是他们比别人具备更“活”的脑袋、更“宽”的手掌和特别能跑的“长”腿。
      能跑的浙商根本不满足于国内的市场,在海外,浙江商人也是到处扎根,到处开花。
      毛里塔尼亚进出口有限公司义乌办事处经理阿卜迪说:“记得刚开始的叫候,浙江商人和外国商人做生意还有点怕,现在早已习以为常。这些土生土长的浙江人,不用请翻译,能用流利的英语或者阿拉伯语跟外商谈判、讨价还价;在接订单的时候,他们往往非常果断,一百万、几百万的货马上可以定下来,有时甚至不用拿订金。同时,浙江商人的眼界也在放宽。虽然他们大多数人的文化素质都不高,但是他们学知识、学技术的能力却异常强,做出来的产品也经常比别人领先。”
      当然,现在的走出浙江与以前浙江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完全不是一同事。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表现,他说:“跳出浙江的是身体,留在浙江的是灵魂。”
      由此可见,走出去,就是一种借力的表现,就是走向了发展。
      这就是浙商的精神,别人不敢想的事,浙商敢想,别人不敢做的事,浙商敢做。只要有胆量去吃第一只螃蟹,再加上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去努力,就没有赚不到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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