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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约束\定价权缺失与对策选择:生产现场问题背后的四项缺失及对策

    时间:2019-07-10 06:44:00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本文分析、总结中国政府对国内资源品价格实行人为控制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论证了实现中国经济转型面对着资源约束和定价权缺失的问题,提出资源价格改革和争夺国际资源品定价权的对策选择。
      关键词:资源约束;定价权;世界制造中心;中国需求;资源价格改革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3-0071-04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丰富的自然资源引领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的经济强国在历史上的强力发展阶段都曾受益于自然资源的贡献(Mehlum and Tamarit,2002)。目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资源约束和“资源的诅咒”。作为商品生产的必备要素之一,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源(主要以原料的形式),特别是自然资源的禀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对一国经济产生约束。与此相反,美国经济学家Sachs和Warner(1995)提出了“资源的诅咒”(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假说,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包袱。徐康宁和邵军(2006)以1970-200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异为研究对象,“资源的诅咒”的命题确实成立。并进一步认为制度落后、排挤人力资本、“荷兰病”是资源阻滞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渠道。王智辉(2008)对我国地区间是否存在“资源的诅咒”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它与市场化指数密切相关。胡援成、肖德勇(2007)也持有类似观点。综观既有研究发现,两类理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本文认为两种理论都有其合理成分,只是针对的历史阶段不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适用于那些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而“资源的诅咒”理论则主要针对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例如已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仍严重依赖资源的国家。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在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和经济增长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的背景下,资源约束在我国的经济转型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拟从资源这一生产要素角度对资源约束、定价权缺失与我国经济转型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探究。
      
      二、资源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伟大经济成就的关系
      
      “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其“物美价廉”受到全球消费者的青睐。资源,特别是价格偏低的资源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就了中国目前“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
      
      (一)中国“资源价格偏低”的表现
      在经济体制领域,最大的改革莫过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产品价格由政府制定而非由市场确定。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自然资源方面。以前中国自诩为“地大物博”,横向与其他国家相比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说到人均资源占有量,或者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对资源的需求量来衡量,中国仍然属于资源短缺的国家。尽管如此,但由于大部分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出于“政绩”的需要,政府和国企都乐意通过压低自然资源价格来刺激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压低资源价格,例如压低煤炭、石油、粮食和金属矿产等的价格来支持南方和沿海省份的发展。时至今日,国内主要粮食价格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煤炭价格仍然相对偏低,煤电还没有实现联动。
      
      (二)“资源价格偏低”的成因分析
      关于中国“资源价格偏低”的原因,目前关注比较多的是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问题。因而主流观点(高尚全,2009)认为:中国在资源领域尚未形成充分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存在调控资源价格的行为,不能形成反映资源稀缺的价格信号。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资源价格体系,加之政府有关部门对资源成本核算不足,或严格控制资源价格变动,因而中国的“资源价格偏低”。
      除此之外,中国的“资源价格偏低”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其他原因。本文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使然。新中国成立前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就一直采取压低资源价格的手段,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政府延续了这种低资源价格的政策。改革开放后“低价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源价格偏低”的格局。发展经济和参与国际分工,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资源和劳动力,因而积聚财富的主要方式只能靠大量开发自然资源,走资源开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实行低价自然资源的政策具有路径依赖,且伴随着牺牲环境为代价,从而印证了“资源的诅咒”在中国资源富足省份是成立的。第二,二元制经济结构的国情部分地决定了“资源价格偏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了农村和城市分割的二元制经济结构。劳动力无限供给,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并就业,这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走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来缓解就业压力,而这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尽管如此,政府必然也只能通过压低自然资源价格的政策来实现城市化和增加就业。若放任自然资源价格上涨,成本推动式的通货膨胀将增加广大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负担,甚至会引起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格局间接强化了“资源价格偏低”现象。受制于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中国企业只在较低的资源价格基础上的成本优势,加上国家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都“理性”地偏向劳动密集型、资源开发型和技术水平低的产业。为了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控制和压低自然资源价格的政策又得以顺理成章地实施。这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更加明显。
      由以上解释我国“资源价格偏低”的原因可见,无论是国内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问题,还是其他三个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背后都能清晰地看到政府对资源价格管制的影子。
      
      (三)资源与“世界制造中心”的关系
      正是在上述历史和现实原因的约束下,我国政府才压低资源品价格,利用低价资源完成走上工业化道路,成就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但是资源价格偏低是一把“双刃剑”,在成就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使得粗放式增长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难以为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在生产领域,由于资源价格偏低,生产企业面临来自成本的压力很小,进行节能技术研发的动力相对不足,例如目前全国煤矿资源回收率仅在40%左右,特别是小煤矿的回收率只有15%。在消费领域,节能环保意识薄弱导致水、电和土地浪费现象随处可见,汽车消费追求豪华型、大排量,导致燃油耗费严重,造成燃油稀缺;很多企业生产方式粗放,煤炭、铁矿石、铝土等大宗资源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   其次,生态环境压力骤增。经济粗放式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农业方面,以粮为纲和人口膨胀促使毁林垦荒、毁牧开垦、围湖造田、填海种植,导致森林和草原等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城市建设方面,布局混乱,工业区与居民区、商业区混杂,人为破坏了区划功能。
      最后,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资源价格偏低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此外,改革开放30多年能够通过不断扩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经济不断增长,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个市场。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时至今日,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其中国际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增多就是佐证。
      尽管低价资源的消费带来这么多负面影响,但是我国却离不开低价资源,因为维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需要大量资源的支撑,对目前处于重化工业阶段的中国更是如此。目前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消费的7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高能耗行业差不多消耗了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正是这些行业的大规模低水平扩张,致使中国的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供应出现紧张局面。如果今后中国继续依靠这种发展模式,势必会面对更大的发展瓶颈。
      当国内资源已经不足以维持“世界制造中心”地位时,从国外进口资源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但是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或企业)不能再像控制国内资源价格一样控制国际市场上资源品的价格,于是刚性和大规模的“中国需求”和定价权缺失导致“中国买啥啥涨”,成本大幅上涨,使中国经济处于“两难”境地。
      
      三、定价权缺失与中国经济面临的两难
      
      (一)定价权和我国定价权缺失的原因分析
      在经济学中没有定价权这种说法,只有“定价能力”(Pricing Power)的概念一说,即一家公司改变自己产品价格的时候,对产品需求造成的影响。定价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产品的需求弹性:需求弹性较强的产品,需求曲线比较陡峭,对价格变化很敏感,公司的定价能力较弱;需求弹性较弱的产品,需求曲线比较平缓,对价格变化不很敏感,公司的定价能力较强。因而我们常谈的定价权实际上就是指定价能力。
      在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今天,经济的虚拟程度越来越高,其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因而本文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定价权应当包括商品定价权和金融定价权,而金融定价权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资本市场定价权和货币定价权。
      影响商品定价权的因素很多,除了商品的需求弹性、市场结构、市场供求状况、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所处的产业链位置、经济制度和金融等因素。世界商品定价权经历了商品市场定价阶段到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共同决定的两个阶段
      我国定价权缺失是指我国缺乏对国际市场上资源价格的定价能力。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包括:(1)“中国需求”为刚性需求。国外卖家知道中国一定会买,而且购买的数量很大,故意人为地抬高价格,例如铁矿石。(2)行业集中度低。国内企业间的无序竞争使定价权与国内企业离得越来越远。当前绝大多数商品的国际市场还是被寡头垄断的,无论是买还是卖,寡头们都掌握着定价的主动权。尽管中国需求的资源量很大,但是在对外价格谈判上形不成合力,行业集中度较低的中国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张友国,2006)。(3)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政府各部门缺乏协调。我国政府各部门和进口企业没有形成统一采购的格局,进口企业只知道到国际市场购买商品,缺乏参与和调控国际价格的主动权和积极性。(4)金融市场,特别是国内的期货市场对资源价格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国际市场上,资源,大宗资源商品的定价通常是以国际期货市场的期货合约作为基准价格来确定现货的价格,但是我国期货市场尽管发展迅速,但是影响力仍较弱。(5)人民币还不是硬通货。众所周知,价格通常以某一“硬货币”(Hard Currency)为计价货币。计价货币在商品定价权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人民币目前不能充当计价货币,扣除采用美元等硬货币所付出的铸币税和汇兑损失等,相应地也会对价格产生影响。
      
      (二)定价权缺失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两难境地
      我国人世之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加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要日益增大,其中石油、铜、铁矿石、大豆进口规模日益扩大。随着“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对国际市场上资源的需求量和资源对外依存度也在大幅增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国际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拉动效应被人们成为“中国因素”,这当然也同时确立了中国在国际资源商品市场上大买家的地位。我国对初级产品的进口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但是,应注意到,在我国对初级品需求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国际资源品价格也有了极大上涨。原油、铁矿石、铜等资源品价格均有了极大上涨。与我国进口初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出口的初级品存在严重的低价竞争。作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纺织品、服装等领域存在极为严重的无效竞争,互相降价竞赛,甚至导致品质下降,严重影响了竞争力与利润。
      资源国内不足,维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面临资源约束,于是转向国际市场,但是由于定价权的缺失,政府不能再像控制国内资源价格一样控制国际市场上资源品的价格,由于中国经济战车不能停止,国际市场对赌中国需求,“中国需求”导致进口资源价格上涨,利润微薄,于是定价权缺失导致中国经济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经济仍然要保持高速增长,而这需要“吞噬”大量的资源,但因国内的资源有限不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定价权缺失意味着中国不得不承受国际资源品市场的高昂价格,大大制约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内资源有限,对外被迫接受高价资源品的“两难”局面下,注定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这个“蝶变”要面对复杂而艰巨的挑战。
      
      四、对策
      
      (一)促进国内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
      1 征收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提高对应的税率。目前国内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打上了严重的行政定价“烙印”,而且资源税率征收也比较低,开采方式粗放。征收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提高对应的税率,国内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会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的开发成本,而且还会涵盖环境破坏成本和安全生产成本,有利于降低“节能减排”的压力,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2 减少或停止短缺资源商品出口,逐步取消资源初级产品的出口补贴。目前国内很多商品,例如煤炭、大米和棉花等一方面十分短缺,另一方面却还在进行出口,这更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短缺。出于国 家经济安全的考虑,我国应及时减少或停止短缺资源商品的出口,同时逐步取消资源初级产品的出口补贴,让市场引导企业对自然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从而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我国经济转型。
      
      (二)争夺定价权
      1 争夺贸易定价权。贸易定价权的争夺需要企业、行业和国家的密切配合。从企业角度讲,尽快建立国内和海外的商业营销网络体系,掌握营销渠道的自主性,逐步减轻以致最终消除对西方营销体系与渠道的依赖,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收购或入股发达国家或拉美国家的龙头企业进行转嫁价格波动风险,减少“中国需求”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加强企业家金融教育,鼓励本土企业代表参加国际期货市场,直接参与定价权。从行业角度讲,提高大宗商品相关产业集中度、形成行业与价格联盟、参与海外资源市场等方式来提高企业的谈判地位,进而获得国际价格影响力;同时完善行业协会制度,共享组织内部信息,形成合力与其他贸易环节主体打交道,增加对外的集体议价能力。从国家角度讲,对大宗商品,例如原油、煤炭、铁矿石等实行战略储备制度,扶持行业龙头加大对供应国的投资开发力度,此外,借力衍生品市场设立大宗商品类(如石油、能源等)主权基金,专注和专业地投资于大宗商品的资源开发、生产经营以及贸易等领域,增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言权。
      2 提升金融定价权
      贸易定价权和金融定价权相互依赖,关系错综复杂。贸易定价权要有所作为,还必须采用一些特殊而有效的金融手段,寻求金融操作方面的突破。
      (1)商品期货及其金融衍生品市场定价权的突破
      完善商品期货交易品种。要想将来在国际资源定价方面起到与国民经济对等的作用,中国必须加快期货市场发展的进程。在完善相关法规和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国际游戏规则,尽快改革期货品种上市机制,放开对上市品种的限制,逐步允许交易所根据市场发展和产业需要自行决定上市新品种,并且在商品期货之上开发相对应的期权等金融衍生品。
      (2)稳步获取货币定价权
      目前除了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期铜外,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几乎尽落美国之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货币是终极定价权。美元汇率直接影响国际大宗商品标价,二者如同跷跷板游戏。美元对主要国际商品的定价权,使世界经济增加了对美元的依赖性,从而确保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这也是美元优势地位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扩展的主因。因而中国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早日实现人民币向国际关键货币或“硬通货”地位的转变。这要求目前要把衍生产品新品种的开发更好地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融合,采取分层次的中国外汇期货产品渐进式的推出路径,积极选择条件较成熟的城市开办外汇期货试点,具体顺序如下:首先,开展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首推美元对日元的期货交易;其次,在积累一定的经验后,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进一步发展外币与人民币的期货交易,随着人民币与日元、欧元交易的增加,可开展人民币兑日元、欧元的期货;最后当资本项目开放以及汇率真实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浮动汇率制之后,再推出人民币兑美元期货,从而为实现人民币在国际定价体系中的地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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