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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胡安纲 中西方经济学家成长机制比较研究论纲

    时间:2019-02-06 06:35:01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器重和急需的人才。研究经济学家成长的机制,尤其是对中西方经济学家成长机制比较研究,填补经济理论界这一多被忽视的重大问题,就显得意义非常重大。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学家 成长机制 比较
      
      人才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机制下成长起来的。好的机制对于人才的成长能起到孵化器和加速器的作用,在这种机制下,人才会辈出;没有这种机制,人才就会寥若晨星;不良的机制对人才起到抑制和扼杀的作用。所以说,人才成长机制的优劣对人才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强化、经济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器重和急需的人才。因此,研究经济学家成长的机制,尤其是对中西方经济学家成长机制比较研究,填补经济理论界这一多被忽视的重大问题,就显得意义非常重大。
      经济学家是指那些在经济学理论某个方面有一定造诣的学者。经济学家一般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其研究成果都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和独特的思想体系,即都具有独创性或原创性特征。
      
      一、西方经济学家成长机制
      
      西方经济学家成长的机制首先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真正出现,也就是说在大工业的物质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种机制才能出现。当然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成长的机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出现对于其社会经济规律的探索、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资产阶级统治允许的范围内)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与其它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真正科学的东西是在摆脱了封建愚昧落后和独裁统治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即真正的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只有在社会摆脱了封建愚昧落后和独裁统治之后才有可能诞生。可见,经济学家的大量出现和迅速成长的机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是经济的发达、思想文化的自由,这三者的相辅相成就构成了经济学家成长的良好机制。
      仔细考察西方经济学家在17、18世纪涌现的机制原因,似乎可以这样概括:与革命时期和相对进步时期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作为社会生产力尤其是社会资本的组织者和拥有者,需要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国家政权为了稳固和巩固已有的政权,客观上需要学者们努力地、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趋势,有相对宽松的、能自由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的学术环境;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达到一定的高度,已经具备了进行精确研究的条件;封建文化被得到基本的清除,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整个社会对知识、对科学文化有很大的认同和尊重,也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经济学家有参与社会经济决策甚至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客观上提高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反映在教育领域,大量经济科学学科和机构设立,为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家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大量的经济学学会也纷纷涌现,如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成立,1890年英国经济学协会成立(1902年英国经济学协会更名为“到皇家经济学会”);1895年,英国成立了专门的经济类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的经济院校;大量高层次的经济科学奖励的设立,如1968年全球最高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在经济学诺贝尔奖王国――美国1947年设立了号称“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沃克奖和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号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拉克奖、1965年又设立了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资深会员奖”(Distinguished Fellow Award);经济学研究的园地也纷纷出现,如英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杂志》、《金融经济学杂志》、《工业经济学杂志》、《政治经济学杂志》,等等;各种经济学方面的基金会大量涌现,如国际性的基金会有:2000Program Overview,AT&T Foundation,Background,Canadian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 Foundation (CHEAF),Contact,Contact The George Lucas Educational Foundation,Economic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nsortium,Ford Foundation,Grant Information,Grants and 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s to Organizations,How to Apply for a Grant,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t,The George Lucas Educational Foundation:Telling the Stories of Education Key Information,The International Tax and Investment Center(ITIC),The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Foundation,达16项之多。由此,经济科学在众多学科中成为“显学”。这样一种氛围存在和良好机制的健全,是经济学家成长的必不可少前提和条件。
      其实,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这一脉络异常清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和革命成功之初,其处于上升阶段,所以对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由于“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这个时期,英国等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欧的经济科学也非常发达,产生了大批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像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斯・穆勒,等等,同时产生了至今不朽的经济学经典著作,如威廉・配第的《赋税论》(1662年发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发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发表),等等,这说明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成长机制在进行着良好的运作。相反,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结束,由革命走向反动之后,资产阶级科学的经济学走向了反动的“庸俗经济学”,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几乎完全成为了“辩护学”,以上是以英国社会为典型和代表。人类进入20世纪,尤其是30年代大危机以后,由于经济矛盾日益激化,统治者不得不对其统治方式做一定的调整,这一调整包括“罗斯福新政”、“马歇尔复兴计划”,等等。不可否认,这种调整有其积极意义,正因为如此,其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和,社会经济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而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经济学开始了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化、由规范经济学走向实证经济学阶段,其中“辩护”的成分肯定少了,而科学的东西相应多了。例如,世界公认的“诺贝尔奖”设立后,在西方,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该奖获得者层出不穷,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中国经济学家成长机制
      
      我们所研究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真正大规模进行经济学研究、普及,培养经济家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
      1、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社会政治机制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不再师承苏联,因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问题,不可能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求得解答的。同样,中国也不照搬西方模式,因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着眼于解决把市场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西方经济学很少涉及和不可能加以阐明的新课题。因此,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立足实际,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得出新答案,形成新理论。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研究经济科学丰厚的土壤。因为人口多,国家很大,又处在二元经济的状态,同时,经济发展又相当不平衡,农村和城市之间不平衡,地区之间不平衡,东西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3]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会遇到许多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经济学问题。[3]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又是遇不到的。用西方经济学现成的、成熟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些可以,但有些是不可以的,因此,这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壤。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领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4]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最有资格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当然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国内国外的研究表明: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随之提高。
       改革后成立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经济智囊团,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统领国家经济改革进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聚集了马洪、孙尚清、吴敬琏、杨培新、高尚全等一批优秀经济学家。许多经济学家还任职于国家经济管理的主要部门,他们直接参与国家经济政策法规的制订和国家重要文献、报告的起草,经常活跃在政治家们的身边,对巾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推进产生了巨大影响,发挥了极大作用。中央高层更加重视经济理论的指导,注意听取和吸收经济学界的意见,这也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显著特征之一,无疑促进了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
      2、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社会经济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指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5]这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理论基础,是重大的突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党、全国上下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前进方向。2001年加入WTO,让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推动我们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都为经济学家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积极机制。
      日趋完善的市场,现代规范化的企业制度都迫使中国企业改变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组织结构,建立激励制度,尽快提高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的适应能力,增强竞争力。体制的根本变化,商战即智战的竞争,给企业主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更好地驾驭经济这匹“烈马”,企业聘请经济专家作顾间,向经济学家“寻医问药”,广交经济学界的朋友,已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使广大百姓对经济生活的关注和参与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个人投资、家庭理财都需要经济学加以指导,对经济知识的需求使经济学家走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报纸开辟经济学家论坛树立权威,电视台请经济学家友情客串,电台开通经济学家热线为听众释疑解难,对经济学家的需求增大。
      3、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社会育机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研究和应用进入了空前的发展阶段,而且还出版了许多科普读物与教材。从事这方面教学与研究人员也急剧增加,尤其是一些出国留学并取得经济学位的学者陆续回国;这些留学生不仅受到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的教育,而且还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所以大大推动了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
      再从中国的经济学普及程度和范围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世界上一支最大的经济学学习、研究的队伍。据统计,中国每年招生的大学新生中,大约有30%左右的人选择学习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数量超过50万人。中国的学术研究队伍中,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是最大的一支队伍,每年发表经济学及其相关的论文,有10万多篇,选择经济学研究或普及作为职业者,居其他理论工作者之首。至于从事经济实践的人,那当然是成千上万。由于中国经济学具有这样巨大的“知音群体”,使得中国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以及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沟通和交流,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方法的真谛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训练,已经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积累了丰厚的素养。
      良好的学术生态氛围是经济学家成长的必要的条件。近年来,学术环境的优化,有了重大的突破,政府不再为经济学研究设置这个或那个“禁区”,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研究的海洋中自由驰骋。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资金来源提供者,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有一种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降低交易成本,加大资金投入来资助经济学基础研究,资助那些在经济学创新研究方面有潜力、有发展的研究者,鼓励他们以新的思维方式去思维,鼓励创新精神和向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各种未知的假设挑战。经济学家正是因为具有丰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才成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研究。
      常有企业邀请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等有关经济学家就一些改革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中国人民大学何伟教授主持的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不定期举行经济沙龙,邀请首都经济学界座谈。另外,北京大学于2000年面向全世界招聘“经济学讲座教授”。[6]为纪念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发起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 安子介先生于1991年出资设立了“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简称“安奖”)基金,这是中国经贸领域最高学术奖。2001年首届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学术研讨会10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以及全国十三个基地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2005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评选揭晓,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4位知名经济学家首捧“杰出贡献奖”,每人奖金30万元人民币。这些措施都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平台。
      
      三、中西方经济学家成长机制比较
      
      通过中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成长机制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经济学家的成长有着各自不同的机制。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
      首先,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本土产生的;中国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大都是西方经济学家的学生(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无产阶级经济学家)。
      其次,中国的经济学家与政治的关系远比西方经济学家离得要近。西方经济学家自身更注重经济实践的参与,而中国经济学家则主要坐在书斋里。西方经济学家大都参与国家的经济决策制定,以自己的实践和民意调查作为研究的依据,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主要依据官方统计进行研究。
      再次,西方经济学家多注重实证分析;而中国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则往往偏重于规范分析。在方法论上,西方现代主要侧重于定量分析,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偏向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定性分析。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背景的,而中国经济学家主要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背景。西方经济学家更注意应用数学方法,而中国经济学家主要还是运用理论分析的发。
      因此,从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相比,还显得不够成熟,水平无疑还是低的,这从各自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情况就很容易看出。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学的有益东西,借鉴西方的数量经济学的方法,同时继续发扬中国经济学家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
      [3]于光远,董辅.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C]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4]邱兆祥. 创新:经济学者的基本价值观[N]. 光明日报,2005-05-17.
      [5]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N]. 光明日报2008-12-22.
      [6]王以超. 北京大学将面向全世界招聘“经济学讲座教授”[EB/OL]. 中国新(http://www.省略/ ) 200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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