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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危机时期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与实践思考】中国2018年货币政策

    时间:2019-07-11 06:43:53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对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提出了要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核心,并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和工具,以及加强逆周期调控的思路。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回暖。但在后危机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怎样科学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应怎样协调?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尽管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无助于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于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须协调配合。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阐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两者共同受到一个统一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如果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无法持续,最终势必迫使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诺德豪斯(1994)运用博弈模型开创性地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不合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损害相当之大,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财政部的目标侧重于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倾向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中央银行预料到这一点后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图消除或者缓解因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时纳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结果财政赤字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产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
      总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协调配合,否则会损害经济效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决定,分析揭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中总产出水平的条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IS-LM框架(以某种精致的数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国经济的大型计量经济模型中)来选择能使政府实现特定产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
      一是宏观调控目标的配合。我们知道,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都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调;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达到既可以掌控经济增长总量、又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而在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两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在经济过热时期,要更多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配合。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和控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举措,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金融部门和民间的资金流向,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时滞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国债发行与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等;政策时滞的配合,是指货币政策的长时滞与财政政策短时滞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货币政策具有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协调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准确,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从两大政策的长期目标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有: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财政收入目标,公平分配目标,总量平衡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实际上两大政策一直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长久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都定位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目标只是侧重于总量调控。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结构调节的作用,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使得整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缺乏体制上的依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及调整缓慢,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被运用,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二)政策职能混淆,导致了货币的财政内生供给
      长期以来,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形成财政政策的货币化。如我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信贷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逐渐形成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配合的财政模式,造成了货币的内生供给。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而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并安排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而是由财政资金配套信贷资金的模式实现,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扩张导致了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导致了货币扩张。因此,财政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货币扩张。
      
      (三)政策传导机制欠佳,量化效应明显
      一是两大政策调控的量化效应明显,机制效应欠佳。财政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都是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仅显著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疏于虚实经济协调和调节。
      二是传导渠道不畅。如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但企业资金紧张而股市过度膨胀,形成“流动性误导”。
      三是财政、货币乘数的变异。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步形成分层式财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渐深化金融创新,这样一来财政分配乘数与货币乘数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储蓄不断提高的作用下,我国近年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滑,财政、货币政策乘数逐渐降低,不维持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经济难以启动,始终难以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规范,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以常用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工具财政存款、国债为例。
      1.财政存款。一是部分财政存款游离于财政存款缴存体系之外对全社会流动性影响较大。据调查,近年来财政部门有相当多的现金并未存放国库,而是通过企业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业银行。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这样的财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间波动,数额较大,这部分财政存款向金融体系注入巨量流动性,增加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的压力。二是财政存款数额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周期衡量,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10%,以季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20%左右,以年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30%左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还必须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2.国债。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国债。然而,国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只担当着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国债因为其特有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短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小,中长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大,致使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国库券数量偏少;而且,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大量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所有这些,导致市场交易不旺、国债二级市场运行不畅,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受输入性通胀、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因此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弱政策扩张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以财政政策为主体推进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供给;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阶段必须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胀才能支撑发展与就业,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因此两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配合:
      一是配套促进经济以稳定的态势均衡增长。两大政策要合力调节经济增速、增量与增质,以发展化解需求不足、就业等矛盾。以内需逐步增长为退出起点,协调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财政上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货币政策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但退出不宜过急。根据发展适时选择速度克制性配套(紧缩货币政策、适度扩张财政政策)、通胀允诺型配套(适度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通缩抑制型配套(同时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策调节的灵活性与准确度。
      二是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突出政策协调的核心:以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主,改善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代,面对缓慢的经济复苏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的总量扩张会带来滞胀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进行结构调整(贾康,2008),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使经济增长客观反映资源环境成本。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力度,增设环境税,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实施全民环保计划。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自主创新,有效提高产出效率的财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储蓄结构和发展消费信贷。
      
      (三)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健全体制基础,深化财政金融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政策调节能力。在健全财政体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分配结构,强化均衡服务,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建立健全税收分配格局,推进结构性增支,加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加强资源性、财产性分配调节,建立分层分级的税收、公债、财政体制与预算调节体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货币政策调节能力。健全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也即资产价格市场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规模。
      
      (四)灵活运用政策协调的工具:系统协调总量、速率与结构手段
      提高协调效率的基础在于手段的协调。一是总量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债务率与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贷差、货币流动性的控制,共同构筑总量增速、总量增效调节体系。二是速度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递增速度的协调。三是结构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发挥财政性税收、补贴、公债、金融性利率、汇率的结构调节的协调,协作调节使经济、产业、区域乃至阶层的国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将两大政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为宏观调节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强逆周期风险、预期的调节:超前防范、超前导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风险与导向性调节将成为两大协调的另一重点。风险调节的重点在于防范主权债务风险、停涨风险及国际贸易失衡风险;而导向性调节的重点,则在于根据政策的时滞,建立财政、货币政策预期系统,涉及总量、结构及预期导向指标等,实施窗口导向,使其成为国民经济较为灵敏的导向标。
      
      (六)把握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背景:要与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王磊等,中国危机管理货币政策的退出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
      [2]李连发,通胀预期、资产替代与当前货币政策取向[J].经济学动态,2010,(12).
      [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DB/OL].国研网.
      [4]巫建国,后危机时代:我国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J].经济学家,2010,(10).
      [5]张平等,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研究,2010,(11).
      [6]苏剑,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特点、成因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2011,(1).
      
      (责任编辑: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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