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与上海大炼钢铁

摘要：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是最早具体落实毛泽东提出15年赶超英国，提前实现工业发展纲要的地方官员。三年“大跃进”时期，上海在“大炼钢铁”运动中首当其冲。由于全国范围内各级领导对城市工业的管理与发展不很了解，因此特别希望原来具有相当工业基础的上海能够在工业“大跃进”上拿出经验和成果，走通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海逐渐成为大炼钢铁的典型。

关键词：柯庆施；上海；大炼钢铁；大跃进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034-07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央号召下，全国掀起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炼钢铁”运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积极落实“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领导上海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沿。当运动以失败告终时，柯庆施又极力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三年大跃进的挫折没有使“左”的思想受到实际上的阻碍，整个社会仍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

1957年11月20日至1959年1月10日，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12月25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会上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报告赞同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的异议，即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报告附和毛泽东倡导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意义，实质是强调运用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来解决生产力发展问题。

关于经济发展，柯庆施说：“我们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针。这是一个促进的而不是‘促退’的方针，是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方针，而且是一个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实际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这种思想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损失”。他讲到上海的12项任务，第一项就是“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并认为“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地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或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平”。

毛泽东极为欣赏这篇报告。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表扬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地区性的报告，意味着他把这篇报告作为动员工业大跃进的一个舆论先导。

由于柯庆施把握了毛泽东欲发动大跃进的思路，因此，上海在很早就开始着手“跃进”。特别是作为全国最大城市，工业大跃进远远领先于其他各地率先发起。

1958年伊始，上海举行“市先进生产（工作）者元旦庆祝大会”。柯庆施向到会的一万多先进代表作报告，号召上海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迈开大步跃进再跃进”。他说，从这新的一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我国要在15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要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内，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新。

4月21日，柯庆施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传达成都、汉口会议精神时，再次号召全市积极贯彻总路线，为工业大跃进“鼓足干劲”。柯庆施特别强调工业问题：“我们建设的道路是：一方面要以重工业为中心，一方面要工农业同时并举。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因此我们建设道路是发展重工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上工农业同时并举”。

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中，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钢铁产量的计划指标一再上调。最后毛泽东下了决心，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毛泽东下此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其中，决定性影响来自柯庆施。6月上旬，柯庆施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毛泽东受了他的影响。这可以从此后的历史来印证：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闯“1070”这个祸时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00万吨，我全国只搞1070万吨”。

6月21日，即毛泽东定下“1070”的指标两天之后，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的一份《产钢计划》中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一个新的水平”。由此更可以看到华东协作区对钢产量的高指标所起的推进作用。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同日，上海举行了“纪念七一，向党献礼，上海生产科学技术跃进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条战线的工作者共1300余人。李富春、柯庆施和在沪的中央各部及华东各省市负责人出席了大会。柯庆施在会上祝贺了上海劳动群众在“大跃进”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并且勉励大家争取更大的胜利。他说：我们什么都不迷信……什么迷信阻碍我们前进，我们就一定打破它，一定粉碎它。

8月12日，柯庆施在“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汇报会议”上再次表明了钢铁跃进必胜的态度。他说：国内形势特点，两个字“跃进”。我们要发挥“蚂蚁吃骨头，螃蟹吃黄牛”的精神。在这样干劲之下，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一定能克服困难。耕全国来看，今年钢的产量翻一番，这个条件完全有可能。他甚至认为，去年500万吨，今年1000万吨。赶上英国，明年国庆就会宣布，根本用不着15年，明年二三千万吨，这是很牢靠的。

二

柯庆施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大炼钢铁，直接来源于毛泽东的倡导，是紧跟毛泽东工业大跃进思想的结果。

进入1957年后，毛泽东对钢铁工业发展情有独钟。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使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它既是发动大跃进的一个响亮的口号，也是“大跃进”运动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对毛泽东而言，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一个是粮食，一是个就是钢铁，最受重视。毛泽东把首先发展重工业逐渐变成了优先发展钢铁工业。

毛泽东希望加快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56年初。当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他就主张钢产量5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谈到国家建设时说：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来一点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11月18日，毛泽东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很快就在国内公开宣布。

为了发动大跃进，1958年春，毛泽东接连主持召开了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4月汉口会议。这些会议结合研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的经济建设，各项指标越来越高，为大跃进的发动铺平了道路。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强调大力发展钢铁工业。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为了促进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了“生产计划两个两本账”的计划工作方法。毛泽东在部署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时，也考虑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问题。他抓的一个重要题目，就是要求地方工业产值限期超过农业产值。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各地方的工业产值，争取在5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

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时插话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5年就差不多了，苦战3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8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

4月下旬，毛泽东找冶金工业部党组几位负责人谈话，了解钢铁生产情况。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害怕钢铁生产多了没有地方放。他还风趣地说，可以放到我的院子里嘛！又说，1956年投资多了一些，工业生产快了一些，就有人害怕，慌慌忙忙出来反冒进。旧的平衡总是要在发展中被打破的，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就是不懂这个辩证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现在才生产几万吨钢，太可怜了，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帝国主义欺负。

5月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讲话中提出了超过苏联的问题：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进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从此，“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发动起来。

三

在柯庆施的带动下，上海大炼钢铁的气氛越来越浓，成为率先进入工业大跃进状态的城市。

1958年1月中旬，根据柯庆施“乘风破浪”报告的基调，上海钢铁公司编制上海钢铁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从3月10日开始，上海冶金系统大批“保守思想”争先恐后地提出一个高过一个的生产指标，使全行业的年钢产量从已定的64万吨升至76.3万吨，成品钢材从80万吨突进到100万吨。

在1958年的头一季度里，上海钢铁战线已经“捷报频传”。据称，专门生产小型无缝钢管的永鑫五金制造厂，产量比过去猛增五六倍。3月份全厂实际总产量相当于1月份的百分之四百；公私合营大达电机厂，在“大跃进”中生产计划比1957年增加了几倍，生产面貌“日日新”，3月份的产量完成情况比2月份增加了一倍；上海第一钢厂，生产一再跃进。3月份国家计划的钢产量提前5天完成，为该厂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上海市委于5月28日举行常委会议，部署全市大规模宣传总路线的活动。同时将全市原定年产75万吨钢铁的生产指标改写为100万吨。各区委在此同时，普遍组织基层干部开展思想交锋，批判干劲不足，“甘居中游”思想。

新成立的上海冶金工业管理局所属的主要钢铁企业，纷纷修改在年初制定的产量计划。上钢一厂把年产量指标由37万吨提高到56万吨，上钢三厂由39万吨提高到46万吨，上海机修总厂的电炉炼钢由2.5万吨提高到2.7万吨。仅此几家厂的产量计划就超过了百万吨。

为了跟上钢铁跃进，上海确定和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增建、扩建方案，计划每年新增25万吨生铁、22万吨钢、40万吨钢坯。为了改写上海有钢无铁的历史，开始修建首批4座炼铁高炉，与炼钢成龙配套的开坯、轧钢等车间也投入建造。上海原不产铁，每年所需几十万吨铁要从东北鞍山、本溪和安徽马鞍山等地运来。为此，计划扩建第一、第二炼铁高炉。第一钢铁厂计划新建一个年产40万吨的开坯车间。同时，对上海第一、第三钢铁厂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新建上海第五钢铁厂。新建、扩建了大小车间64个。1958年上海钢铁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达1.62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0.6倍，等于1949-1957年8年投资总和的5.2倍。

当毛泽东定下1070万吨钢的任务以及冶金部《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下发后，上海即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为契机，提出了钢年产量“120万吨”的目标！

7月21日，冶金工业局所属单位举行了誓师大会。出席这个大会的有冶金工业局所属各单位党、政、工、团负责人及工人代表两千人。各单位均表示要为“120万吨”钢而战。上海第三钢铁厂党委书记代表全厂职工在大会上表态；上钢三厂今年担负着生产46.8万吨钢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比去年翻上两番，我们一定要以50万吨钢以上的措施来确保46.8万吨钢任务的胜利完成。上钢一厂、上海冶炼厂、上钢二厂、新沪钢铁厂等单位都在会上递交了保证书。

伴随着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上海大炼钢铁运动进入狂热阶段。

8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向全市发出“跃进再跃进”的号召书，同时树立起上钢一厂、江南造船厂等工业战线的“八面红旗”，要求全市学习。这时上海各工业企业提出来的指标已经不是半倍、一倍地增长，而是5倍、10倍，以致20倍、30倍、40倍地增长。个别增长超过50倍以上。

1958年最后一个季度，进入上海大炼钢铁的决战阶段，被人称之为钢铁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10月1日，上海举行国庆庆祝大会。柯庆施在会上号召全市人民，“把共产主义的红旗插遍每个角落，永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继续苦干。保证一吨也不少地生产120万吨钢，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和各项工作的跃进指标”。会后，50万人冒雨大游行。

然而，就全市而言，总的产钢情况甚至比全国的情况还要糟糕，1-10月上旬，实际完成钢产量仅51万吨，不及年计划指标的一半。

为了确保实现120万吨钢产量目标，10月5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贯彻“小、土、群”方针，号召全市凡是可以炼钢的单位都要炼钢，并分区下达炼钢指标。当时，把主要作业采用机械化方法生产的大中型企业称为“大、洋、群”；把采用土法生产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小型企业（或生产点）称为“小、土、群”。对于“大跃进”的钢铁指标，单纯靠正常地发展钢铁工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难以奏效。于是，完成指标的希望寄托于“小、土、群”，大搞群众运动。

会后，全市工厂、商店、机关、学校、银行、医院建起6700多只大小土炉、2万多座低温反射炉和坩埚炉。同时组织全市100万人开展“炼钢高产周”活动。在10月下旬接连放出日产八千吨、九千吨的“卫星”。11月突破万吨大关。12月25日，全市再次开展年终突击，动员和组织了冶金系统以外的40万人投入全民炼钢活动。

为激励工人的斗志，在钢铁党委的提议和支持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10月28日创办“为钢而战”节目。每天3次每次10分钟向轮班的钢铁工人进行炉前鼓动，“向他们喜报炼钢炉旁的最新捷报，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呼；向他们提出当前重大的课题；向他们传播一切成功的经验；向他们介绍新人新事的共产主义精神面貌；向他们报告国内外大事和紧密联系实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蛮干，在年终总结时，上海共产钢122.26万吨。12月22日《人民日报》也正式宣布，全国提前完成钢产量为1108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四

1959年的上海，仍是一片跃进景象。年初的时候中央有过纠“左”的努力，上海的工业跃进指标也有所调整。但是，8月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保守主义的口号下，新一轮的大炼钢铁再度兴起。

1958年12月28日至1959年1月16日举行的中共上海市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除了提出今后上海工业努力向“高级、精密、大型、尖端”方向发展外，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1959年上海工业跃进指标比1958年要有更大的增长”。柯庆施在大会报告中指出：1958年的各方面大跃进，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主要是：第一，全民整风运动的结果；第二，总路线的正确。在工业方面贯彻了“以钢为纲”，做到了大中小结合、土洋并举、全民办工业。柯庆施对1959年作了展望：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大跃进”的计划：钢1800万吨，实际2 000万吨。铁2 700万吨，钢材1200万吨……明年钢可以超过英国，发电制造、机床制造等可超英国，是一个大跃进计划。

1959年2月20日，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工业干部会议。会议由柯庆施主持，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参加了会议。柯庆施在会上为上海1959年订立了新的目标：工业生产总值将比1958年再增长55%，1959年上海钢产量将增加到160万吨，机械、电机生产将增长一倍以上。

但是仅仅时隔不到一个月，3月18日在全市钢铁职工高产优质竞赛大会上，柯庆施又宣布1959年上海的钢产量指标为200万吨，一下子又提高了25%。柯庆施说：“1959年上海工业战线上的跃进计划，像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为上海工人阶级指出了战斗目标。这个跃进计划的完成，对全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有重要的作用。”他号召上海劳动人民和全市人民行动起来，“认识自己对全国担负的及其光荣的责任和义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宏伟的跃进计划”。

1959年初，大炼钢铁和其他事业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遭遇严重困难。

在中央纠“左”努力下，6月6日结束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二次会议最后通过的上海市国民经济1959年的计划增加了一些务实成分，正式确定工业总产值计划为248亿元，比上年增长45%，力争达到50%，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180万吨，计划指标有所降温。但总起看，这个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进一步大跃进”的目标。

在这次人代会上，柯庆施为大跃进所导致的困难进行了辩护。他将原因归结为三方面：一是没有经验。由于所做的事情都是新的，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估计那样恰当，对客观事物的规律不可能一下子摸得那样准。二是工作上的问题。因不小心或干部本身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没有把事情做好。三是事物发展要有个过程。事物发展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

柯庆施批评那些对跃进的不满情绪：“任何事情都有反面的东西，任何事情强调过分就不对。如我们说现在有缺点错误，是不是对，是对的，但如果强调过分，这本身就是错误”。他还认为以运动的形式进行经济建设十分重要：“运动这个问题有的人欢迎，有的人怕，运动来了，紧张得很。但是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情况下没有运动就不行，没有运动，精神振作不起来”。

1959年庐山会议（包括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风潮甚嚣尘上，跃进之火再度燃起。

8月28日至9月17日，上海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决定在全市各级党组织中开展“反右倾”斗争，用跃进思想压倒“保守思想”。提出大战第四季度，提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为明年继续大跃进打下基础。

10月21日，上海隆重举行了全市群英大会。会议号召全市先进生产者和全市职工，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在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大战第四季度，全力争取提前十天到半个月全面完成全年的国家计划，并做好准备工作，保证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水平不低于今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会上各行各业再次纷纷汇报生产跃进情况和新的跃进计划。

进入1960年，“持续跃进”仍然追求高指标。5月17日闭幕的上海市三届三次人代会确定：全市工业生产继续贯彻“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要求工业产值完成355.8亿元，比上年增长45%。主要工业产品中，钢产量定为250万吨，增长38.1%，钢材250万吨，增长69.6%。在柯庆施的主持下，上海的大炼钢铁运动持久不息。

五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经济困难情况越来越严重。从1958年冬开始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制定方针政策，采取多种措施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面对全国纠“左”的形势，柯庆施仍然坚决地站在了“继续跃进”的立场上。

“大跃进”中，上海工业表面的“辉煌”不能掩盖实际造成的巨大损失。1958-1960年中，上海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4.28亿元，其中生产性投资额达28.75亿元，占投资总额的84%，而非生产性投资额为5.53亿元，仅占投资总额的16%。在生产性投资中，工业投资高达21.96亿元（其中重工业投资额达19.32亿元，占工业投资总额的88%；轻工业投资额达2.64亿元，占工业投资总额的12%），占生产性投资总额的76%。

这种投资比例极不平衡的状况，直接影响了包括工业在内的城市建设的发展。上海市区出现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生活条件较差的不良局面。

1960年中，工业生产原材料及能源工业呈现极为紧张的状态。5月，国家计划调入上海的煤炭为138万吨，实际发送121万吨。到年底，化工局停工、半停工的企业147家，轻工业全行业停工的有钟表、胶合板、肥皂、制笔、化妆品等。纺织的纱锭开工率仅有17%，布机开工率更低至10%，其他织布、印染、针织复制业也全部停工。

至1960年下半年，大跃进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早在1959年上半年，上海已经发现“产品质量有缺点”，有基层干部也认为，“高产、优质、厉行节约不易结合”。但是，当时上海市委强调：“缺点必须改进，高产必须坚持”，“不同情况可有不同看法，高产在前”。主抓工业的上海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在向中央汇报上海工业生产时称：“市委一直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7月份生产水平略低一些，但没有什么‘马鞍形’。有个时期有阵冷风，从市委讲，特别是柯老在那里是顶住了”128]。

1960年七八月间，被俗称为“下马会议”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当会议讨论到经济困难发生的原因时，主持华东小组讨论的柯庆施一直启发各省的负责人作检讨。大家知道错误的根子不在下面，都不愿做自我批评。柯庆施还是说：“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觉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一点也没有错。”

甚至到了1961年，全国范围内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柯庆施仍然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在5月14日举行的上海市各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上，柯庆施说：我们是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是部分的，还是整个的？我们说它是部分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是局部的，而且是暂时的，很快可以改变过来的。从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并不妨碍我们的大好形势。……局部的、暂时的困难，我们要承认，但要看到这种局部的暂时的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而抹煞了总的大好形势。他最后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没有糊涂思想的。我们的这一套方针政策对不对？我们考虑的结果，肯定党和毛主席这套方针政策是对的。”

1961年7月，华东召开工业书记会议，柯庆施作了总结讲话：3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有好的一面，也有缺点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不怕鬼，胆大，敢干了；3年来对各方面都打下一定的基础，设备、生产、能力、技术都有一定的基础；许多同志不懂工业，现在学会搞工业了；同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另一方面缺点错误：如有些必要的制度没抓，该搞的还要搞，必要制度还是要的；只注意了数量没有质量；只注意把东西生产出来，没有注意核算，不计成本等等。每个企业要很好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进行整理，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凡是有条件的企业都要搞得像个样子，达到一定的数字、一定的品种、一定的质量、一定的成本。

柯庆施把大炼钢铁运动的失败主要归结为基层的问题，而不肯承认是上层指导方针上的严重错误。在铁的事实面前，柯庆施仍坚持“继续跃进”，极力掩盖毛泽东的错误。

1980年11月，陈云在同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时，提到了柯庆施，他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陈云的这个评价，一语点中了柯庆施的“左”的本质。上海大炼钢铁运动的事实，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陈云的评价。

（责任编辑 潘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