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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能永远消失 人死后永远消失好可怕

    时间:2019-04-20 06:44:27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19年前南斯拉夫灭亡了,其联邦共和国在由无情政客引发的种族和宗教仇恨的火焰中消耗殆尽。在绵延十年的冲突中,残暴行径数不胜数,自“二战”以来,这在欧洲大陆前所未有。多达14万人被害,而其中四分之一简直可谓人间蒸发,这一令人震惊的失踪人口比例,需要一个解释。
      在枪口下被带走的父亲和儿子多半都被杀害了。政府、军队和民兵联合行动,根除少数族裔,却以邪恶而委婉的“种族清洗”一词来掩盖罪行。他们的手段因规模而异,但大多数的前线目标是统一的,即通过驱逐、监禁和处决平民占领土地。让人们消失正是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
      1991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巴尔干半岛应诸多家庭之托,查找34389名失踪人员。
      每个失踪者都留下了妻子或丈夫、子女或父母、兄弟或姐妹,这些活着的亲人饱受煎熬。他们抱着一线希望,盼望奇迹发生。也许他们的亲人被关在了一个秘密监狱?也许他们的孩子逃脱处决、藏了起来?他们被困在痛苦的牢笼中,无法哀悼、继承、变卖财产或再婚, 最具讽刺的是,他们甚至无法举行葬礼。
      正如一位幸存者所述,“人不是针。他们不能永远消失。”凶手将受害者尸体藏在有标记的坟墓下方的墓地中,藏在井里和山洞里,藏在垃圾堆、瓦砾甚至动物尸体堆下。尸体被烧毁,扔到河流中或被地雷和饵雷包围的荒郊野外。犯罪者费尽心机掩盖罪行,一旦卫星发现了最初的埋葬地点,他们甚至使用重型机械将尸体肢解,运到另一个乱葬坑。有时候,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要从多达四个不同的地点追查和重组被肢解的受害者遗骸。
      南斯拉夫的战争历史引人动情且错综复杂。比如,提出一个关于科索沃战争的问题,讨论很快就会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是14世纪的一场战斗。从本质上讲,南斯拉夫战争由被压制的民族主义和原始的政治野心引发。自1945年以来,铁托的强腕使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归于统一。在其1980年去世后,失意的政客便开始利用民族主义帮助自己争权夺利。沙文主义神话被断章取义,夸大了不同人种的区别。富裕的斯洛文尼亚不愿再对其他较贫困的共和国提供财力支持,于1991年脱离了联邦。克罗地亚随即效仿,但却受到了由贝尔格莱德控制的联邦军队的攻击,借口是保护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少数族裔和捍卫南斯拉夫的统一。
      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宣布独立时,由于波黑塞族领导党的反对而陷入全国战乱。随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总统试图在他们之间分割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进一步升级。后来发生在科索沃的冲突是一场独立战争,因为塞族人认为科索沃是其文化的摇篮。波斯尼亚与科索沃冲突是因北约大规模轰炸方致告终。
      苦难没有边界。无论男女长幼,也无论是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所有人都站在苦难的边缘。在西巴尔干半岛,大多数人――尤其是失踪人员的家属――现在谈论的是需要抚平创伤。他们呼吁领导者以身作则,为过去的错误道歉。就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战争罪犯被起诉,关押在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萨格勒布和普里什蒂纳的监狱中。曾经的敌人现在共同努力,寻找数千失踪者的下落。但在该地区只有极少数政客表现出了忏悔的勇气,请求人们宽恕其前任所造的罪孽。
      这里选取的故事令人难以忘怀。他们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和亲人,其非凡的勇气和尊严令人相形见绌也备受鼓舞。他们的故事需要在世间传颂。
      
      阿莉萨・萨尔基奇/
      十几只鸽子绕着尖塔盘旋着,腹部和翅膀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泛着白光。在它们下方,优雅颀长的墓碑一望无际,有些却杂乱无章地倾斜在地上。越过墓地眺望远方就是特拉夫尼克的尽头,在那里的一片破旧公寓楼中,18岁的阿莉萨・萨尔基奇和她最好的朋友妮斯维塔坐在一起,她说:“我就是坐在这个沙发上知道了真相。”
      她的脸变得黯然失色。
      “我刚洗完头,莎齐拉正给我编辫子,我抱着她,告诉她她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突然,她哭了起来。九年来一直被阿莉萨认作生母的莎齐拉坦白:我要告诉你真相。你知道那个陌生人的照片吧,你一直问我有关她的事,她才是你的母亲。”
      阿莉萨不是在特拉夫尼克,而是在位于波斯尼亚哈米齐郊区附近的一个名为纳迪奥齐的村庄出生的。她的父亲埃萨德在村里有个小杂货店。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效忠铁托,坚信所有南斯拉夫人都是兄弟姐妹。她母亲法蒂玛是三个姐妹中的老二,好善乐施。埃萨德和法蒂玛共有三个孩子,阿莉萨是最小的一个,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之间的战争开始时,她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
      有一天,身穿制服的克罗地亚防务委员会士兵来到他们家,把埃萨德绑在椅子上,当着全家人的面打他并枪杀了他。他们先是射穿他的脚,然后射穿他的膝盖,其次是手臂和肩膀,最后射穿了他的头。后来一名克罗地亚邻居告诉法蒂玛:“你万万没想到我们要杀了你。我们很高兴让你吃了一惊。”
      法蒂玛已经给她在特拉夫尼克的姐姐莎齐拉打了电话,求她来纳迪奥齐。头两个孩子已长大了能走路,所以能逃到山里躲起来。阿莉萨还太小,莎齐拉愿意带她回城。两个星期后,防务委员会炮轰了哈米齐和周围的村庄,超过180座波斯尼亚房屋和两个清真寺被摧毁。据欧洲联盟监测团和其他观察员报道,波斯尼亚人被活活烧死,连摇篮里三个月大的婴儿也遭机枪扫射,逃亡的平民被赶到一处,有头戴面具的精英士兵等待对他们扫射。
      萨尔基奇家庭成员中有23人失踪。有人看到法蒂玛和她的两个孩子及其他20个家庭在失踪前乘坐拖拉机离开了村庄。
      在特拉夫尼克公寓里,阿莉萨头靠在妮斯维塔肩上。她的黄褐色、涂了眼影的双眼闪烁着好奇――或者说是震惊。
      “我看起来像极了我父亲,鼻子、眉毛长得一模一样――我在我的相貌中能认出他。”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起初,失去父母的消息对我不算什么。我还那么小,不觉得悲惨。但现在只要电视上有关于战争的节目,或听到我姑姑和叔叔谈论此事,我就要离开房间。我会感到极度的怅然若失。”
      每隔一个月,阿莉萨的叔叔哈桑・塔拉克契亚会开车送她去老家的村子。阿莉萨继承了那里的房子和土地,她希望将其出售以支付大学学费并购买公寓。
      阿莉萨曾向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提供了血液样本,但十年快过去了,至今尚未发现匹配的DNA。她的母亲、哥哥和姐姐、叔叔及其孩子们,还有祖父母和其他亲人的遗骸仍然下落不明。她只知道父亲的安葬地。
      哈桑穿过村庄,经过被烧毁的萨尔基奇房屋外壳和克族村民保存良好的家宅。一个小孩的粉红色滑板车倒在车道上。一个男孩从山上赶来一群羊。在种满李子树和苹果树的山谷里,八个颀长的墓碑伫立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有的直立,有的倾斜。中间有一处土丘,是阿莉萨父亲的无名墓。鸟儿在树上叫着。绵羊铃声在远处响起。哈桑默念祈祷。阿莉萨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
      回到家里,她说:“我从来没有让自己想象过,如果战争没有发生,生活本来应该怎样。”她和她的朋友妮斯维塔急于离开村子,回到特拉夫尼克。妮斯维塔主动说:“我俩在学校都不喜欢历史课。我们喜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很多朋友,喝咖啡。不管怎么样,我们学的历史就讲到铁托时代。学校里不讲授战争那一段。”
      当她们回到她叔叔的高尔夫车里时,阿莉萨淡淡地说:“不知道真相是不是更好呢?不是的。尽管真相带来痛苦。随着时间流逝,我的故事不讲就会被遗忘,我希望它被讲出来。”
      通卡・佩泽利/
      “我的米列科是个智力卓越的人,法院就是他第二个家。”通卡・佩泽利打开放置纪念品的鞋盒,将米列科的法律文章和诗歌铺开在餐桌上,说道。
      当一个城市或地区被武力侵占、旧的行政长官被赶走后,需要专业人士协助平稳过渡到新的政权。1991年9月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自称成立分离政府时,米列科・佩泽利正担任彼得内尼亚区的法院院长。
      几周前,他的妻子通卡――一名高中教师――与孩子们在亚得里亚海度假后回家了。通卡恳求他一起动身前往局势安全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但他告诉她,他的职责就是留守在彼得内尼亚。
      “我记得最后一次穿过房子并抚摸我们的书籍。我们的书库里有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托尔斯泰、安德里奇的著作,但我觉得我只能带走一本书,因此我选择了圣经。米列科每晚睡觉前都要读,在空白处记满了符号。这是我们的书,我们一直把它放在床头。”通卡回忆。
      通卡驱车前往萨格勒布与孩子们会合。几天后彼得内尼亚被占领,并与克罗地亚断绝了联系。电话联系中断了,道路不再开放,也没有只言片语。
      “为了打听他的消息,你不知道我敲开了多少道门。我每周拜访驻萨格勒布的国际红十字会两次,我拜会了欧洲联盟监测团,我甚至和南斯拉夫军队进行接触。”通卡说。
      军方告诉她应该忘了她的丈夫,因为他可能对她不再感兴趣了。当联合国士兵抵达并监督脱离联邦克拉伊纳(脱离地区的自称)的局势时,通卡请朋友将几句话翻译成英语,她将这些话写在一张卡片上展示给维和人员,音译文就在卡片的背面以便她大声读出。内容是:“我的丈夫米列科・佩泽利留守在彼得内尼亚,我想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他出生于1939年2月20日。他住在彼得内尼亚卡耶塔纳克内齐察街7号。他是一名法官。”
      后来得知,米列科被新的塞尔维亚当局软禁在家中。在被关押的八个月中,只有四封信被偷带出彼得内尼亚转交到通卡和子女手中。米列科称呼他们为“我亲爱的难民”。在信中,他报告了独自在家生活的情况。那里没有电,街上也没有邻居。他用燃木烤炉烤面包,直到面粉用完。他就着烛光阅读,每晚只用四分之一支蜡烛。每天早上,他感谢神又让他活着看到新的一天。他说,锡萨克――在前线对面的通卡工作的邻近小镇――遥远得就像西伯利亚。
      利用一支毡尖笔,米列科在厨房的墙壁和瓷砖上记录了数百个思绪和事件。12月6日,他记录了冬日里的第一场雪。12月8日,他祝福母亲生日快乐。翌年4月5日,他记载了邻居的房屋被烧。他写下了无意中听到的他的看守者的窃窃私语“�证据是,他将被起诉,但他必须认为我们站在他这一边�”在厨房的门框上,他引用了出生于波斯尼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的话:“我们的人性由我们对待同胞的行为来界定。”
      随后在5月11日晚上11点,米列科写道,“警察命令我开门。我拒绝了。”八天之后,他们破门而入,将他杀害。
      当天晚上,在萨格勒布,通卡突然醒来并哭着喊米列科的名字。第二天,她在学校无法专心,盯着朝向彼得内尼亚的窗口。她心里知道丈夫已经遭遇不测。
      三年后克族军队收复该地区,克族居民终于获准返回小镇。通卡向他们的老房子走去,道路已难以辨认。
      “我觉得我的脚好像接触不到地面。我觉得仿佛300名彼得内尼亚的死难平民在与我同行。不知怎的,我找到了我们的房子。楼上那层已不见踪迹。我麻木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四年来我一直梦想着回家,现在它好像从天而降。”她说。
      这所房屋已是满目疮痍。他们的书籍全都无影无踪。非法侵占者拔掉了他们的玫瑰和紫藤,种上了土豆。在尘埃当中,她发现了她的结婚照。
      “然后,我走进了厨房,看到了瓷砖,发现了他的笔迹,我哭了。”通卡继续说。
      随后,她获知米列科接到最后通牒要求他配合新的塞尔维亚法院。他拒绝了。在当局逃离后遗弃的档案中找到了现场报告,记载了米列科・佩泽利法官在家里遇害,身中枪伤并死在家中的花园里。该报告还包括了对房屋、花园和遗体位置的精确绘图。
      米列科被安葬在杂草丛生的小镇东正教墓地中。通卡掘出了他的遗体,在天主教的家庭墓地重新安葬。
      “当我将他重新安葬时,我的心突然平复下来,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我的心脏开始正常跳动。他终于最后长眠于他应该安息的地方,我能到墓地看望他并和他说话。”
      通卡说:“没有什么比无法获知亲人的埋葬处更痛苦的了。今天有许多还活着的人知道墓地的位置却保持沉默。他们无法想象他们的沉默会给他人造成多大痛苦。”
      
      季扎・穆罕默多维奇/
      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村庄几乎隔一个房屋就是一个废墟。废墟中矗立着人来人往的东正教教堂和空无一人的清真寺。主要街道上满是水泥十字架。放眼望去,山坡上到处是蓝色的蜂箱和修长的白色墓碑。山坡的另一面是死一般沉寂的城市废墟,大火烧毁了房屋,屋顶坍塌、窗户大开、饱受风雨。就在这堆废墟中,一座翻修过的、带着漂亮小花园的房子赫然眼前,花园里种着黄色和红色的郁金香,房子两边还种着两棵幼小的常青树。
      “这两棵树是我的小儿子阿兹米尔种的。”季扎・穆罕默多维奇说,“一棵为他自己,一棵给他哥哥。每天早上我都看着它们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壮。”
      巴尔干半岛是一片饱受蹂躏的土地,而在斯雷布雷尼察所发生的更是人间惨剧。这座波斯尼亚东部城镇在1992年至1995年冲突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被包围中,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人身陷囹圄。尽管这一地区被联合国保护部队宣布为非军事“安全区”,但最终还是被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占领。
      季扎激动地说:“战争发生前,我是一个快乐的女人,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但是,如果我能预知所要发生的一切,我是绝不会要孩子的。”
      在斯雷布雷尼察被接管后,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有计划地对近8000名成年男子和男孩实施了处决。 季扎说:“我丈夫阿卜杜拉和我的儿子们试图穿过森林逃脱,阿尔米尔穿着卡其色牛仔裤和白衬衫,阿兹米尔穿了条旧的黑裤子,随身塑料袋里还装了一条干净的牛仔裤。我给他们带了些面包。我们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吃了。”
      和其他妇女一样, 季扎被撤离到图兹拉,然后又转到萨拉热窝。但跟她们不一样的是,她决意回到斯雷布雷尼察。
      季扎戴着一条白色头巾,头巾的边缘有一圈黄绿相间的花边。“我觉得如果我回来,会更快知道真相。”她痴痴地说,“我依然相信我的家人会回到我身边。我知道这很不理智,但我必须相信。”
      塞族人霸占了她的房子,偷走了她的家具,还把她的私人物品扔进了垃圾堆。回家后,季扎在垃圾堆里翻了个遍,才找到阿尔米尔的最后一张班级照片、阿兹米尔被水浸过的学校练习本和一个玻璃弹球。
      “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收拾房子,收拾完的第二天早上,我听到有个声音在叫‘妈妈’,我跑到门外,一直跑到路上,可是连人影都没有。”她急促地说,“我常常担心孩子们在雪地上滑倒或摔破膝盖。老天怎么能把我的一切都夺走呢?”
      “我盯着照片一张一张地看,即使我很想结束这种未知的状态,但我还是向上帝祈祷不要认出任何东西。”后来,在可以用DNA手段对在世亲属和寻找到的遗骨进行比对后,她将血液样本交给了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大屠杀过去12年后,她其中一个儿子的遗骸得到了确认,但因为两个孩子年龄相仿,所以无法确定那是阿尔米尔还是阿兹米尔。至于她丈夫,最终只找到了他的一段胫骨。
      “叫我怎么安葬一段骨头?”季扎痛哭,“那些在大屠杀当天穿着制服的人,我可知道他们。在城里他们要么装作不认识我,要么说我是骗子侮辱我,说波托查里墓地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波托查里有成千上万的坟墓,成千上万的男人和男孩被杀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名字。”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认为,大规模处决波斯尼亚成年男子和男孩的行为已经构成种族灭绝行为。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和警察队伍的高级官员被起诉并获刑,但许多执行命令的士兵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毫无悔意,也没有丝毫自责。
      季扎接着说道:“我是个弱小女子,但我很坚强。我们必须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不想报仇,只想得到公正。”
      她站在家里的阳台上,俯视着四周被毁的房屋:“没人能在这个地方重建幸福家园了。我在这里养大了我的孩子们。每当离家在外的时候,我都想赶回家陪伴他们。我知道他们的尸骨已经找到了,但是在我心中,仍然认为,孩子们有一天可能回来吃晚餐。”
      
      德拉古廷・图什坎/
      武科瓦尔黎明初现时,冉冉升起的太阳洒下柔和的光芒,从前的共产党俱乐部只剩下一个空壳,院内和周围长满了树,阳光拂过树梢,玫瑰色的树影落在迪克西咖啡馆破碎的砖墙上。几栋公寓楼的正面像出过疹子一般布满弹痕。
      德拉古廷・图什坎说:“你必须明白,巴尔干的历史是政客们掌控的。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历史。”他水汪汪的蓝眼睛扫视着这个被毁的城市,向民主和平过渡的希望也一同被毁了。
      图什坎是一名历尽磨难的幸存者。
      81年前,他出生在克罗地亚西部的卡尔洛瓦茨附近。“二战”期间,共产主义游击队(后来南斯拉夫政府的创立者)偷走了他床上的毯子,还掳走了他的哥哥。第二年,乌斯达莎(与纳粹同盟的克罗地亚军队)把他赶上了战场。“我当时只有15岁,但没人能违抗他们。我们只能去打仗。”他转动着手指上的金质结婚戒指说。
      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图什坎与大约5万名战败士兵和3万名平民一起在奥地利-南斯拉夫边境的布莱堡向英军投降。“游击队藏在树林里,他们拿着刀子在我们周围转悠,把人们一个个揪出来,问‘你想看看太阳吗’?你一抬起头,他们就割断你的喉咙。第二天,他们让我们站成一排,用自动武器向我们开火。我倒在血泊中,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图什坎回忆道。
      幸存者被归入四队,用了四个月从该国的最北端行进到最南端。成千上万人在途中死去。只有好心人把食物扔进他们队里时,他们才能吃上东西。有一次图什坎接住了一个鸡蛋,连皮整个吞了下去。他的体重掉到了34公斤,在马其顿修筑公路隧道时,他还染上了伤寒。
      “二战”期间,布莱堡的战俘大屠杀是规模最大的,斯洛文尼亚隐蔽万人冢委员会确定了570个布莱堡以及后来的“死亡三月”大屠杀的相关墓地。在克罗地亚至少有190个乱葬坑,其中只有一个得到了部分挖掘。仅在太兹诺墓地一处,就有大约1.6万至1.8万具尸体。 图什坎说:“那么多人倒在路上,一些尸体甚至就埋在路面下。”
      在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后,图什坎渴望平静生活。他没有离开克罗地亚,不过搬到了离家乡尽可能远的地方。在多瑙河畔美丽的武科瓦尔,他娶了德拉吉察,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在卡契切瓦大街上买了一所小房子,他们共同养育了两个儿子。
      1991年8月,图什坎前往萨格勒布探望大儿子和怀有身孕的英国儿媳。他原本只打算在那儿待一个周末,但南斯拉夫人民军(游击队的后继者)包围了武科瓦尔,与克罗地亚其他地方隔绝开来。
      他说:“我的妻子和小儿子都被困在那里。我忧心如焚,无法回家。”
      当克罗地亚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后,住在武科瓦尔的塞尔维亚人进行了武装起义。种族偏见让他们确信,他们的未来不在独立的克罗地亚,而在多瑙河对岸的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军队及准军事团体支持起义,从8月到11月间,他们用重炮轰炸全城,成百上千人丧生,大街小巷一片瓦砾。图什坎的妻子德拉吉察正在晾洗好的衣服时,一枚手榴弹落在附近的运动场上,弹片击中了她的手臂和肚子。她和小儿子德拉曾前往医院,那里被视为城中最安全的避难所。在医院大门口,德拉曾腿部中弹。
      次日,武科瓦尔陷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萨格勒布使南斯拉夫军队和克罗地亚当局达成了协议,将医院、伤员和员工置于红十字的保护之下。但武科瓦尔的南斯拉夫军官声称他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议。他们阻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入医院。他们将男性和女性隔开。据一名目击者称,德拉吉察不愿离开德拉曾,被打倒在地时还紧紧抱住他的腿。大约250名受伤士兵、平民及医院员工被装上大巴和卡车运走。战俘首先被赶到一个军营中,若干名医院员工在那里获释,然后又被赶到附近奥夫查拉一个养猪场。第二天,被俘者被准军事人员残忍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一个乱葬坑。
      在后来找到的200具尸体中,190具身份得到了确认。
      战后,图什坎回到武科瓦尔。他的房子门窗和屋顶全没了,满是弹孔的车子也被偷了,德拉曾以前开着它深入前线并将伤员送往医院。他心爱的城市面目全非。最糟糕的是,德拉吉察和德拉曾的遗体都找不到了。
      图什坎用拳头不断捶着胸膛:“17年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日日夜夜盼着能找到他们,埋葬他们,为他们点燃蜡烛。这17年来,我从没唱过歌跳过舞,从来没有。”
      政客掌控历史时,真理会因个人利益被歪曲,事件会被改造成神话,事实失去价值,邻里反目。图什坎低声说:“然而没有人道歉,没有。”
      这些日子图什坎的视力衰退了,很少离开大儿子在萨格勒布的家。但他每次回武科瓦尔都会去那里的新公墓。在一排排令人不安的白十字那边(他的妻儿本应躺在那里)有几十个空荡的混凝土结构。武科瓦尔护卫者的家人可以埋在这里。
      德拉古廷・图什坎说:“我想被埋在这里,但求你在我死之前帮我找到他们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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