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情文章
  • 亲情文章
  • 友情文章
  • 生活随笔
  • 校园文章
  • 经典文章
  • 人生哲理
  • 励志文章
  • 搞笑文章
  • 心情日记
  • 英语文章
  • 当前位置: 星星阅读网 > 人生哲理 > 正文

    [机动车强制保险赔偿的法律争议与对策建议]机动车强制保险多少钱

    时间:2019-07-10 06:43:56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机动车强制保险是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风险分配尤其保障受害人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2006年国务院制定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机动车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核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上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及《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对下是保监会等部门制定相关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依据。但是,《条例》关于机动车强制保险赔偿的规定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诸多问题,应当限制保险人的免责事由,合理界定赔偿范围,增加保险人的追偿权,以及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
      关键词:机动车强制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直接请求权;保险法;保险赔偿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3-0088-04
      中图分类号:F840.65
      文献标识码:A
      
      人类在充分享有机动车为生活提供的诸多便利的同时,不得不承受与之相伴的灾难,除机动车尾气产生的大气污染之外,更为严重的是机动车依法的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交通事故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及财产利益的社会性灾害,是风险社会的典型标志。分担社会风险、保护受害人权益乃至减少事故发生是法律治理交通事故的根本目标。强制责任保险通过强制性规则的制定,把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损失纳入商业保险的运行轨道,充分发挥保险分散风险和保障社会的功能,通过社会“合力”克服人类文明进程中无法避免的损失(郭锋、胡晓珂,2009),因此20世纪初各国立法纷纷将强制保险引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之中。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于出租、从事运输的拖拉机、用于租赁的汽车等个别机动车经营中设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但是这些规定一方面极其杂乱,另一方面立法效力较低,多为部门规章及地方法规。2003年全国人大制定的《道路交通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我国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该法在2007年修改,主要相关条文包括第17、75、76及98条,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此外,1995年《保险法》第10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该条对机动车强制保险的规定提出立法形式的要求,从而构成对之前若干规定合法性的挑战。《保险法》在2002年、2007年先后两次修改,其中2007年修正《保险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强制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2006年国务院制定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1条明确指出,“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笔者认为,以《保险法》为上位法的依据仅是指向第186条第2款授权立法规定,而不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法条。2009年《侵权责任法》颁布,其中第6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第49、50、52、53条直接对机动车强制保险予以规范。《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是我国机动车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核心,但是不完善之处在实践中日益凸显,影响《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1条第1款的“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立法宗旨的达成。笔者拟针对《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3章若干条文适用中的法律争议,探讨对条例的修改,以重构我国机动车强制保险赔偿的法律规则。
      
      一、《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的法律争议与对策建议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该条立法意图存在两种解释:一是免责说,认为该规定仅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规定情形下的垫付抢救费用的义务,并免除保险公司公司的保险赔偿责任,例如2007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动车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7]77号)指出,“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一是区分说,认为该规定并未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而是对赔偿范围进行区分,即分为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对于财产损失不予赔偿,对于非财产损失则给予赔偿。但是这又涉及对“财产损失”的界定。例如,2009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的请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皖民申字第0440号)提出两种解释:一是狭义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关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表述,认为“财产损失”与“人身伤亡”相对应;一是广义说,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关于“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表述,“财产损失”系指与精神损害相对应的广义上的财产损失,包括因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立他字第42号)明确指出应采后者解释,但是目前交通事故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比例极低,如果财产损失采取广义说,则几乎等于否定说,即免除保险公司在三种情形下除垫付义务的法律责任,况且区别对待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赔偿缺乏合理性。
      笔者认为,《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存在根本性错误,应当全面修改。在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对相关内容未有规定情况下,第2款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相关财产损失不予赔偿的三种情形之一,有违反立法体系效力位阶之嫌。虽然《侵权责任法》第52条规定,“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但是仅针对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并不涉及其他两种情形;仅规定保险公司的垫付费用义务,并不提及保险公司责任的免除,基于法解释学,“未规定”不能等同于“免责”。此外,三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免责也违背法理:第一,第22条将“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列为免责情形,主要是为防范道德风险、督促被保险人遵纪守 法、维护交通秩序,但是与《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1条“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立法宗旨的规定相冲突。第二,第22条将“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列为免责情形,主要基于该情形下被保险人无法律责任,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1993]13号)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强制保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商业责任保险,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保险赔偿责任并不取决于被保险人是否存在责任,即无过失保险制度,是较为典型的一项社会安全或社会保险制度(江朝国,2006)。第三,第22条将“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列为免责情形,主要是认为对于保险人的犯罪行为依据是《保险法》第27条第2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除本法第43条规定外,不退还保险费”,可以予以免责。但是,笔者已指出《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1条虽然将《保险法》列为上位法,但指向的《保险法》第186条,并不是《保险法》所有规范,况且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并不健全,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社会保险职能不可削弱。
      总之,笔者认为应当全面修订《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删除对保险公司免责的规定,代之以保险公司在三种情形下享有规定对致害人的追偿权,在充分保障受害人权益的同时,限制致害行为的发生。
      
      二、《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的法律争议与对策建议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该规定确定在三种情形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先行垫付义务,但是存在诸多的法律争议。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上位法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比较这两个条文,二者在救助基金垫付范围上存在区别,即条例除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还要求救助基金对丧葬费用予以先行垫付。笔者认为,这种条文之间的差别源自二者的表述角度不同,并不构成立法体系的冲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的立法目的是确立交通事故中的救助机制,因此仅对抢救费用垫付予以规范。《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则涵盖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死亡后的情形,因此加入救助基金对丧葬费用的垫付义务,这一规定上位法依据应当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中关于救助基金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国务院依据该条授权而制定,再依据《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6条授权,2010年由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生部、农业部共同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12条也明确救助基金的垫付范围包括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
      《侵权责任法》第53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该规定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交通事故后逃逸后,如果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的,救助基金的垫付范围既包括人身伤亡的抢救费用,又包括丧葬等费用。但是该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及《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又存在明显冲突:后者规定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一概由救助基金垫付;前者则明确为仅在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的情形,救助基金才承担先行垫付义务。笔者认为,从救助基金的设立宗旨分析,《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更为合理,因此《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规定的第三项情形,应当修改为“机动车肇事后逃逸又无法查明的”。同时,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53条也存在不周延之处,即“机动车不明”为状态性描述:如果不明状态在救助基金垫付前结束,且查明的肇事车参加强制责任保险,则应当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如果不明状态在救助基金垫付后且时效届满前结束,且查明的肇事车参加强制责任保险,如果救助基金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3条规定仅得以对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则意味责任人的肇事逃逸行为免除保险公司的保险赔付责任,这明显不合理。因此,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53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等应予以修改,增加保险公司为救助基金的追偿对象。
      
      三、《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的法律争议与对策建议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对于该条所反映对于被害人直接请求权的立法态度有两种观点:一是否定说,认为该规定限定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保险金的主体只能是被保险人,即否定被害人的直接请求权;一是间接肯定说,认为该条未直接否定被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但是通过上位法及条例体系的解释可以间接推导直接请求权的存在。这种解释的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保险法》第65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但是,笔者已经指出,所谓《保险法》是《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的上位法是基于《保险法》第186条的立法授权,不能因此认为保险法关于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规定可以适用于机动车强制保险。一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 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未指明保险公司给予赔偿的对象,因此认为不能排除保险公司直接对受害人予以赔偿,更为明确的是《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31条第1款,“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仅能演绎出保险公司在支付赔偿保险金时享有对象的选择权,而不能将这种权利归属于受害人的请求权。总之,依据法解释学,《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并不承认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笔者认为,修改《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赋予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是各国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立法经验,也具有充分的理由。例如1972年英国的《道路交通法》第149条规定,“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签发有效的责任保险单,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属于保险单承保的责任范围,受害人取得对被保险人的赔偿判决后,有权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德国《汽车所有人强制保险法》明确规定汽车责任保险的设立除了要保护机动车所有人或驾驶者的利益免遭损失,也是为了保护车祸受害人的利益,并允许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日本《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发生机动车保有人损害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根据政令的规定,可以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向保险人请求支付损害赔偿金”(李薇,1997)。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机动车保险法》第28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各国立法例之所以普遍地规定受害人拥有直接请求权,是因为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可以避免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对第三人不履行赔偿责任或拖延赔偿,有助于受害人获得直接、确实、迅速的保护和救济。
      授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并不是简单地修改《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规定被害人有权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应充分考虑直接请求权行使的负效应限制与辅助措施。受害人行使直接请求权,将增大保险公司的被诉几率及经营成本,以及“助长道德风险、助长反社会行为、容易引起犯罪和危害公共利益、削弱了民事责任制度对不法行为的遏制防御功能、侵权行为人因此态意妄为”(尹田,2000)。因此,笔者建议修改《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应借鉴《保险法》第65条第2款,将“被保险人怠于请求”列为受害人行使直接请求权的前提条件。同时,保险索赔极其复杂,受害人能否成功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还有赖于被保险人的配合(张新宝、陈飞,2005)。因此,《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修改必须为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装上牙齿”,规定被保险人有义务协助受害人行使对保险公司,以及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迟延履行时应承担的不利责任。
      
      四、结语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在我国机动车强制保险法律制度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上需要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及《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对下是保监会等部门制定相关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依据。综上所述,实践中《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所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缘自上位法之间的相互冲突,或者缘自本身与上位法的彼此矛盾。鉴于我国立法资源有限性,短期内难以进行法律层面的废、改、立,因此构建和谐统一、保障有力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需要积极开展《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的修订工作。

    • 爱情文章
    • 亲情文章
    • 友情文章
    • 随笔
    • 校园
    • 哲理
    • 励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