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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与理性的背离_背离技术

    时间:2019-03-15 06:42:51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摘 要:从技术价值观的视角观察,从技术与理性的关系出发,分析大跃进时期技术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非理性"行为以及产生的原因,如理性屈从于政治上的唯意志论,缺乏对科学理性的培养等。
      关键词:技术;理性;大跃进
      
      近年来,随着档案的逐步解密,学术界关于大跃进时期技术革命运动的研究越来越多。但这些研究多采用历史叙事的方式,相对较平。虽然也有反思和启示,却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技术价值观的视角观察,从技术与理性的关系出发,对这场技术革命运动作进一步分析。
      一、理性与技术
      从本体论的角度讲,理性是指本体理性,探讨的是关于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与本质,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强调的是外在于人的普遍理想的绝对确定性和完满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理性是认知理性,也称科学理性,主张追求科学与真理,把对科学知识的探求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唯一目的和实现人类自身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是指价值理想,强调理性的价值理想目标和价值评判标准,把理性的生活看作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想;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是指方法理性,强调理性作为认识事物的中性的工具和手段,是工具理性的方法论形态。从对理性的四种界定中,还可以得出三种结论:①理性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一般秩序和规则,是事物自身的内在法则;②理性是科学方法论的逻辑认知结构;③理性是一种文化原则和体验方式的普遍意向,因为它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气质,是衡量一切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尺度。也就是说,缺乏理性的人是不完整的、不健全的。在这种作为普遍文化原则的理性的统摄下,所有认识和实践的手段,包括技术,都必须服从于理性。
      技术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借助的工具和人的活动,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体系。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手段。技术是由人创造的,但技术一旦形成,又成为人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人创造了技术,技术也创造了人。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再也不能无视技术的存在及其作用,因为技术已经构成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创造了技术,技术也是理性的载体。的确,技术不仅是理性的载体,而且是理性最充分、最纯粹的体现方式,在技术中蕴含了人类社会理性发展的全部成果,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完美体现。因此,技术是"理性"的技术,是理性的再现和表达。技术只有以理性为导向,才能不断创造出符合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技术成果,从而使社会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在人类通过技术理性对自然界认识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得以可持续发展。没有理性的技术,是不存在,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然而,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并不是每个阶段都能实现技术与理性的统一,偶尔也会发生一定的背离。比如,在大跃进时期,为了加速实现"超英赶美"的战略,就发生一场人人学技术、人人创造技术,但却违背理性的技术革命运动。
      二、技术革命运动中的“非理性”
      1958年初,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并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此后,从1958~1960年,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运动。
      当时,人们相信一个“真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这种极“左”思潮的煽动下,很多人没有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又把科技发明简单化了,“科技热”成了大跃进之外的另一种“发高烧病症”。于是,各行各业(以广东省为例)都不断地破除迷信,打破神话,进行了“超常规”的技术革命。
      1.非理性的机器制造。例如,佛山石湾耐酸陶器厂职工打破常规,用陶瓷代替钢铁制造机器。开始技工们反对说,“陶瓷做机器,书本上没有,外国没有,陶瓷总归是泥,不是钢铁,不能做机器”。但在党支书的支持下,工人们终于用陶瓷做成了马达的外壳、自来水管、抽水机、石油桶、鼓风机,等等。在试制第一部陶制练泥机时,除了中间的钢轴和滚珠以外,全部都是用陶瓷制成的。据说,练泥效率能提高2倍以上。工人们称颂道,“莫说陶泥不值钱,工人双手把天变,陶泥巧制成机器,工人阶级是神仙”。但是,在后来的实地调研中,这种“非理性”的机器,使用两次,其内部零件都烧坏了。
      2.非理性的建材技革。例如,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大搞技术革命,解放思想,大胆采用民间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不需要技术工人,先后在湛江及佛山建成十多座“四不用”涵洞和一座拱桥。而所谓的“四不用”就是不用木材、钢材、水泥和石头四种材料,而就地取材制成永久式小桥和涵洞,实质就是土、灰和沙的混合物建成的。此外,他们还修建了土铁路,推广木轨、竹木轨、铁木轨和陶瓷轨道。省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发明“五不用”楼房,就是不用木材、水泥、红砖、瓦和钢筋,而用工业废料(矿渣、粉煤灰、煤渣、煤球、炉灰、木糠、竹材)来建造厂房和民房。这种“非理性”的“土法上马”的办法,导致很多技术不过关,很多工地很简陋,工作环境没有安全保障,因此伤亡事故时有发生。仅1958年1~3季度,全省重大事故死亡117人,比1957年增加28.57%。1959年1-10月,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全省共发生重大伤亡事故398起,伤亡1010人,其中死亡421人,重伤218人,轻伤371人。
      3.非理性的农业制肥。例如,广东连南、连县、阳山、乳源、乐昌、始兴、英德、曲江等8个县、20多个区的公社企业,原本不能生产化工,但技术革新以来,他们破除迷信,在山岗上露天挖洞,白手起家建立了砒霜化工厂。后制造了申酸钙高级农药,但因亚砒霜含毒性分解不清,虽能毒死虫害,也枯死了作物。同时,由于这些土炼砒霜是采用落后的暴露式的手法,污染严重,离生产点100--500米范围内,烟气所到之处草木不生,雨水冲刷毒土流入河道,使鱼虾死亡。后来,据韶关市环保局调查估计,由于环境被污染,每年的工农业及其他经济、社会损失达1500多万元。这种土法,也严重危害人体健康。1958年曾在连南大麦山砒霜厂从事土法炼砒霜的50多名工人,能调查到的41名工人中,确诊为癌症死亡的有7人(皮肤癌2人,鼻烟癌2人,食道癌1人,肝癌1人,肺癌1人),其余的大部分患有全身皮炎、皮肤色素脱落和色素沉着,患多发性神经炎、鼻黏膜溃疡,肝、脾肿大等。
      4.非理性的农业养殖。例如,顺德县沙头农业社大胆破除迷信,贯彻以高度密植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据说获得鱼塘大面积亩产5193斤。试验前,有人反对说,“密殖鱼会死”。但县委和乡党委认为,“人有多大胆,塘有多高产,破除旧习惯,密殖能增产。”他们的做法是:人工孵化鱼种,去大河捕大鱼,加深塘水位,并且将鱼塘放种量由过去每亩600~1000条,增加到10000~20000条,最高放种量达到每亩500000条。当时,还有许多类似的密植种水稻、树木、水果的做法。这种违背规律的技术革新,既无法真正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挤占了应有的资源。
      技术革命运动原本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但严重的事实表明,违背理性的技术革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从1961年开始,广东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跃进期间的技术革命运动也宣告结束。
      三、技术革命运动与理性背离的原因
      这场技术革命运动,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它的社会根源。人民解放战争的提前胜利,朝鲜战争的胜利,国家经济政治局势的迅速稳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顺利实现,加上国际环境的险恶和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向往,所有这些都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充满了坚定的信心。这场运动,反映了人们求急求快的赶超心理,体现了国家的赶超战略。人们希望通过技术革命来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使其成为国家实现“超英赶美”战略的加速器。于是人们都冲破了理性,上演了这样一场“闹剧”。
      技术革命的非理性,是政治上唯意志论泛滥的后果。它导致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科技知识由此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政治意志的高涨导致了知识、技术、理性服从于政治意志的荒唐局面。科技追求的是真理、真相和本质,这些是不那么容易获得的,即便获得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检验和试验才能加以推广。反之,浅尝辄止,以为真理一下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希望以运动的形式创造不受理性制约的奇迹,头脑一热就放“卫星”,不仅不能有效地推动科技发展,反而会耽误甚至毁掉科技事业的前程。
      当然,这场运动的失败,也与我们对科技价值的片面理解有关。1949年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在给予科学研究以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同时,却本着功利目的,要求科学服从国家的需要、接受统一的领导、按计划有分工地加以发展,从而限制了科学探索的范围,破坏了科学研究的自主性。严格来讲,科技发展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是不尽相同的,科学技术的基本目标是真理、是自然界运行的规律,而国家的基本目标是富强、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要求科学技术活动同时实现这双重目标,在短时间内往往很难做到。遗憾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识之士虽然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但都是从富强这一角度来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的。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清末自强运动中的“求富求强”,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五四运动前后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解放初期的“向科学进军”、大跃进运动中的“超英赶美”,以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当今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对科学技术价值的这种片面理解,无疑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内忧外患所致。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灾难最深重的岁月之一,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是包括科学技术专家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这就使本来还没有健康成长起来的中国科学界承担了过重的义务。我们不停地向科学技术索取,却很少关注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理性的培植。
      这段历史已离我们远去50年了,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段封尘已久的历史的时候,依然能够从中吸取极为有益的教训。历史昭示我们:只有把技术与理性完美的结合起来,社会才是和谐的,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陆江兵.技术・理性・制度与社会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环境保护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4]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科学技术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5]广东省档案馆.政治挂帅,解放思想,大闹技术革命.档案号219-2-134-031-033.
      [6]广东省档案馆.我们是怎样开展技术革新的.档案号219-2-134-031-032.
      [7]广东省档案馆.政治挂帅,解放思想,大闹技术革命.档案号219-2-134-031-033.
      [8]广东省档案馆.关于在工矿企业中开展技术革命的意见.档案号219-1-28-0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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