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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失衡的对策 中国政策性金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及对策

    时间:2019-06-11 06:50:57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本文针对当今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即在立法规则、监督机制、资本补偿机制、职能定位、资产负债规模、区域开发、组织体系、业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以及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等方面一直存在的十大结构性失衡问题,认为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发展,不能偏离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的宗旨及质的规定性,要遵循七大基本原则,强化政府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必要支持和监督考评,把政策性银行办成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关键词:金融发展;政策性金融;结构性失衡;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4-0005-06
      
      1994年3-4月,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建立,这是中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也标志着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框架的基本建立。经过十多年的运作与发展,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逐步形成,业务初具规模,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社会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及协调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政策性金融制度本身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发展潜力及前景。然而,1994年的政策性金融改革有些过于仓促,只是简单地把国有银行的政策性金融职能独立出来,以便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而没有真正认识政策性金融的特殊功能及运作机理,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督保障机制,也没有实现政策性银行与市场化运作原则的有效结合,因此在现实中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导致政策性金融的体制效率低下和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弱化,亟待治理整顿与发展优化。
      
      一、目前中国政策性金融发展面临的十大结构性失衡问题
      
      当今,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十大方面的结构性失衡。
      1、立法规则的结构性失衡。在现代世界各国完整的金融立法体系中,除了中央银行法和金融监管法等最高层次的金融法外,还包括相互并存的商业性金融法与政策性金融法。在我国,只有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相对完善的商业性金融法律体系,但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尚未有雏形,制度规则存在空白和结构性失衡问题。早在1993年12月25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规定对三大政策性银行要分别制定各自的条例,但迄今一直没有出台相关条例。现有的政策性金融法规只是十几年前政策性银行组建时国务院发布的相关决定、通知和批准的方案、章程等一系列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且一直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和修改,原有的章程与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发展已经严重脱节。这些一般性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仅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而且立法层次较低,权威性、严肃性较差,对政策性银行的行为规范及约束力微乎其微。规则的缺失是导致政策性银行无序运作、政府也无法依法监督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立法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政策性银行的自我约束问题。政策性金融业务运作也主要是参照商业性金融法律法规。例如,根据2006年12月28日中国银监会通过的《关于修改的决定》规定,政策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和监督管理参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这并没有考虑到政策性银行业务的特殊性和资本金来源的特殊性。
      2、监督机制的结构性失衡。现代金融监管体制,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主要是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对商业性金融企业或金融市场的一般外部强制性金融监管,而且包括政府对政策性金融的特殊监督机制和结构。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监督体制和监督主体结构存在不健全、不完善问题,呈现一种分工负责、多头决策、多头监管的管理体制模式,由人民银行、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商务部等部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监管或指导。中国银监会主要负责监管商业银行,同时按照监管普通商业银行的标准和方法来监管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活动;中国保监会只监管商业性保险公司,对政策性保险公司的监督缺位。针对政策性金融组织及业务的特殊性,许多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不在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之列,在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先是由人民银行监管,2003年后由新组建的银监会监管,但事实上,人民银行一直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监管作用。现有的政策性金融监管模式不仅理论上不合逻辑,而且不符合国际一般规则和惯例;不仅会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规范有序地开展业务活动,而且加剧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争议与部门利益的争夺:不仅管理部门政出多门使政策性金融机构无所适从,而且有些环节又存在管理不严甚至出现管理的真空地带:不仅会增加政策协调的复杂性,加大总体成本,还会降低政策的决策效率和执行效果,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另外,从政策性金融监督的权力结构上来看,尚未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目前仍然实行行长负责制,没有建立董事会制度。离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进出口银行内部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虽设有董事会,但未能正常运行,董事长兼任行长,也不符合银监会有关董事长和行长应当分设的规定。转型后的国开行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但其组成人员几乎都是本行内部的主要官员,也不符合银监会有关银行的董事不可以在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金融机构兼任董事的规定。政策性银行监事会也往往是“聋子的耳朵”。没有真正尽到对银行进行合规性监督、检查和评价的职责。
      3、资本补偿机制的结构性失衡。政策性金融机构履行政策性职责,就意味着盈利能力的降低,很可能出现资金或财务缺口。所以,为了维持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的良性循环,要求财务补偿必须是可靠的和稳定的,并且是一种自动的而不是主观随意性很大的补偿机制:在国外,政府不仅为政策性银行一般全额拨付资本金并可以随时追加,而且依法免税减税,不断扩充自有资本,形成资本实力与时俱进的机制,资本充足率也高于商业银行。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成立以来,银行的负债规模逐年大幅度增加,而政府注资一直没有增加,资本充足率逐年降低,财政补贴力度不够,财务补偿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缺失,并逐渐取消了“两税”等优惠政策待遇。目前国家在税收政策、贷款风险拨备等方面没有考虑政策性金融的特殊性,有些与商业银行执行一样标准,有些甚至不如商业银行。截至目前为止,除国开行在2007年底得到中央汇金公司的200亿美元注资后,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5%,另两家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低于银监会提出的8%的标准,采取有效手段弥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根据1997年由财政部制定和发布的《政策性银行财务管理规定》,三家政策性银行的经营亏损补贴由财政按保本微利的原则核定与拨付。实际上,财政部仅在1994年补贴国开行5亿元,以后各年度没有再补贴。近年来,各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降低,农发行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末的56.55%降至2009年末的3.61%,进出口 银行从9.37%降至1.11%。但是,政策性银行风险准备金严重不足。按现行财务体制,中国进出口银行仅按1%的比例计提呆坏账准备金,对国家缴办项目没有补偿实施细则,这对稳定业务非常不利。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低,呆账准备充足。2009年,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为0.94%,比转型之前的几年有所提高。但由于国开行的贷款周期长,贷款行业或客户集中度高,贷款的回收取决于项目单位或地方政府的偿还意愿和偿还能力,尤其是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风险日益加大,因此长期贷款风险不容忽视,其贷款风险具有滞后性和集中性的特点。
      4、职能定位的结构性失衡。职能定位是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职责及其作用范围所进行的具体划分和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具有依法动态调整性的特点和要求。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职能定位滞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本来是应该按照职能定位来调整业务范围,即依据一定时期经济金融运行环境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变化,首先相应地重新进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然后据此调整和开展业务。现在却是倒果为因,即政策性银行不规范地扩大业务范围后,倒逼政府按其既成事实来调整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职能定位不清,导致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与商业性金融竞争的态势日益明显。1998年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由于无法律约束和业务范围频繁调整,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边界变得模糊,而且随着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深入,越发变得模糊,即从有型变成无型,经营原则由不与商业性金融竞争变为大面积竞争。经营手段由形式上的市场化运作变为实质上的市场化改造,经营目标由保本微利变为利润最大化。1994年,国务院以政策性银行章程的形式,分别对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主要任务及业务范围作了规定。十多年来。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已超出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这种不断扩大的业务范围。许多是在没有法律法规约束基础上的不规范行为。一方面,在业务调整上存在严重的人治现象。业务朝令夕改,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灵机一动就将有关业务在银行间划来划去,变化频繁,迂回曲折,反复无常。集中表现在农发行的业务调整滞后和经营范围单一方面。另一方面,个别政策性银行凭借其不言自明的优势和特殊而微妙的背景,巧妙地迂回突破,不断地扩大业务范围和扩张商业性业务,挟政策性银行的种种显性隐性优势同各路商业银行展开全方位的、咄咄逼人的主动竞争性盈利(高晖、陈春,2007)。
      5、资产负债规模的结构性失衡。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其负债具有准公债性质,政策性金融债是以政府为担保的具有准政府信用的债券,应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建立相应的负债规模约束机制,这也是避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过度竞争的需要。例如,根据韩国产业银行法,韩国产业银行发行的产业金融债券本金余额加上对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金和公积金之和的10倍。日本开发银行不允许在国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与国内的长期信贷银行竞争,但允许其由政府担保在海外市场发行债券,原则上发行外币债券等项融资的合计额不得超过资本金和准备金合计额的10倍。在我国,由于缺乏负债规模约束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规模不断扩大。三家政策性银行章程、1993年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和1997年《政策性银行财务管理规定》都只规定了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负债形式,没有规定政策性银行的负债规模,加上政策性银行做大的内在冲动,导致政策性银行的负债和资产规模扩张迅速。在国开行转型前的十三年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规模分别增长了1488%和1641%、197%和197%、3713%和4153%。与国开行、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章程规定的500亿元、200亿元和50亿元资本金相比,负债规模分别为资本金的51、52和74倍。资产负债规模的过高、过快扩张,导致负债规模与资本金比例极不相称。
      6、区域开发的结构性失衡。开发落后地区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是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一个根本目标和历史使命。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区域差异较其他国家更为突出,有许多贫困落后地区亟待开发和脱贫致富,这也是中国政府长期面临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应地,各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及其开发水平也有所不同。即呈现出区域金融非均衡性的特征。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在区域资本形成中具有特殊的聚合功效,对经济结构重组具有直接的调整作用和结构动力,从而在区域经济梯度整合和开发中发挥着“第一推动力”的核心作用和直接扶持与强力推进功能。然而,目前我国不仅没有专门设立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而且三大政策性银行在落后地区的开发性功能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集中表现在布局不合理,分支机构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而不是按业务量及实际需要设置,三家政策性银行至今都还没有在西藏设立正式的分支机构。国开行的商业性转型,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中国增加了开发性商业性金融(尽管中国现在不缺商业性金融),但丢掉了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不愿支持而应由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区域开发等必然面临着政策性金融的缺位带来的无奈与尴尬。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环境也同时需要有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的存在。
      7、组织体系的结构性失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明显而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和失衡问题,仍然存在着“三农”、中小企业、低收入者住房、西部大开发、扶贫开发、企业“走出去”、对外援助、节能减排、科技开发、自主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就业、助学、灾后重建、支持西藏和新疆经济发展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因而中国比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更加需要发达配套的、实力强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从中国目前的需求来说,政策性金融组织体系应当包括政策性银行、政策性保险机构、政策性担保机构、政策性投资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然而,现阶段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严重不足,组织体系不完整。国开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后,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仅有“两行两司”,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中国最该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方却没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某些需要政策性金融为主导的领域,政府仍然没有确立专门的机构或政策来加以支持;在商业性金融资源没有或很少涉足配置的落后地区和领域,还没有及时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例如,除了上述的区域政策性开发银行缺失以外,政策性的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住房信贷银行、教育发展银行以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存款保险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尚处于空白状态。目前这些地区和领域都需要政策性金融来主导。
      8、业务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不完善,除了机构体系的不完整外,还包括业务体 系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后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业务领域狭窄。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失灵问题一直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按理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应该覆盖与农业发展有关的金融服务,但自成立以来,农发行的业务范围一直非常狭窄,主要是粮棉收购贷款和储备贷款。几乎成为一个单纯的“粮食收购银行”。农户小额贷款、农村扶贫开发等业务很少或没有。农发行不能在农村资金融通中发挥引导、吸引社会资金的集聚作用。而且,农发行分支机构的业务发展也出现不均衡现象,业务较多和业务不足的地区在分支机构和人员规模上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差异,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性金融相关率(PFIR)。较低。其实,我国需要政府政策性金融扶持的业务项目还很多,现有政策性金融的服务领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例如。如何把发展政策性金融与弥补基本社会保障的不足相结合,也是我国政策性金融业务发展的难点之一。二是业务结构的失衡与异化。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逐步侧重于商业性营利项目而偏离政策性方向。例如,国开行除向国家“两基一支”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及其配套工程提供贷款外,其业务服务已逐步扩展到直接投资、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基金管理、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发放具有次级债券性质的贷款、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向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发放技术援助贷款等方面。在开发性金融羊群效应下,农发行把业务项目划分为政策性业务、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贷款业务,近年来热衷于涉足农业商业领域甚至非农领域、扩大经营商业性金融业务、过于追逐利润指标。进出口银行除向机电产品、成套设备、高新技术以及船舶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提供贷款外,目前其业务范围已扩展到向海外投资、软件出口等提供信贷支持,向进出口企业、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提供一般流动资金贷款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除开展中长期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外,把大量精力和人力放在开拓非政策性的短期险和担保业务方面。三是业务交叉严重。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相互交叉,既没有体现出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专业性特征,也不符合政府相关法规对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特定的业务范围。有的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不仅越位从事商业性业务,而且越界涉足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
      9、绩效评价体系的结构性失衡。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目标包括社会合理性和经济有效性两个方面,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考核也必须相应地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别考核,不可偏废。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效果评价体系有待完善。一方面,监管部门没有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科学系统的绩效评价体系,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社会效益评价无标准依据,也忽视社会效益指标,以经济有效性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往往比照、参照和借用商业性金融的绩效评价指标和同等的标准考评政策性金融机构,驴头不对马嘴,结果常常是“上错花轿嫁错郎”,既不适用,也不合理,更不客观公正,造成了政策性金融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影响了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10、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结构性失衡。古今中外,一直普遍存在着支持、扶持和服务强位弱势群体的政策性金融活动。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率先发现、发掘了这一客观规律,并提升到一般理论的高度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提出了政策性金融概念,创立了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和政策性金融学学科,开设并招收政策性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而且,依据政策性金融理论和政策建议,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并专门建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然而,政策性金融的非营利性公益属性,以及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决策者等对科学政策性金融理论的误解、错解乃至曲解,造成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及专门人才的青黄不接,相关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空白,对政策性金融更缺乏系统深入和超前性的研究,影响了政策性金融学学科建设。
      
      二、优化和实现中国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1、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制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意义。基于科学发展观视域和战略高度来看,中国政策性金融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根基和针对性极强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只有首先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政策性金融制度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才能有效保障中国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性金融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绝不仅仅是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一种暂时性的例外和权宜之计,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经济、金融与社会根源。必须从市场机制并非万能,市场的选择有时不完全合理、不完全及时、不完全有效的角度,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资源配置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内外均衡的角度,从根本上优化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与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的“双优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与处理政策性金融问题。在我国,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不计其数的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因而中国比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更加需要发达配套的、实力强大的政策性金融。因此,科学认识并完善、优化政策性金融制度,实现中国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刻不容缓。鉴于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与政策性金融体系发生的变化,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笔者认为,在总体把握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今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建立一批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区域开发银行、住房信贷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社会保障银行、就业与创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农业保险公司、存款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而,逐步建立健全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与政策性金融业务体系。
      2、推进机构改革,把政策性银行办成真正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笔者认为,中国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已经为数不少,中国需要多元化的金融中介体系,中国当今最需要的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所以,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把政策性金融机构办成真正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把政策性银行办成真正的政策性银行,而不是异化再造一个商业银行或转型为商业化的综合开发金融机构。
      (1)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始终不能偏离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宗旨和质的规定性。政策性金融是国家保障强位弱势群体金融发展权和金融平等权的特殊制度安排。政策性金融制度的根本宗旨和质的规定性集中体现在对强位弱势群体的强力支持和金融服务上。政策性银行无论如何改革,也不应该忘记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的初衷和根本宗旨,始终不能偏离科学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正确轨道,否则,政策性银行就会无异于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制度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政策性银行应该在明确和 坚持政策性金融基本属性即政策性金融定性的前提之下,对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银行进行职能定位。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应各有侧重,以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和整体效率。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政策性业务与非主动竞争性盈利的有机统一,即政策性、盈利性和非竞争性的“三位一体”模式,缺一不可,也是体现政府意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实现政策性银行财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无论是机构定性和职能定位,还是开展具体业务,都应该按照这个方向模式进行运作。在当前,强调政策性银行的非主动竞争性盈利尤为突出和重要。
      (2)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应遵循的七大基本原则。①充分体现政府意志的原则。紧密配合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意图。②让小利、取大利的原则。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以自身的财务效益即盈利为经营目标(让小利),而是以社会效益和国家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长远发展为其经营目标(取大利)。③遵循特殊的融资对象、融资条件和融资资格的原则。政策性金融机构要集中精力为强位弱势群体提供全方位、多品种的金融服务。而且,需要政策性融资的客户,必须是从商业性金融机构得不到或不容易得到所需资金的条件下,才有从政策性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资格。因为政策性金融只是补充商业性金融的不足而不是替代它。④不主动与商业性金融竞争的原则。在世界各国的政策性银行法律中,普遍强调了这种非竞争性的业务准则。⑤业务职能动态调整性原则。针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强位弱势群体有所变化的特点,相应地动态调整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对象和业务范围。⑥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不交叉的原则。特别是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应各有侧重,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以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和整体效率。当然,根据需要和可能,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某些方面也可加强合作,发挥综合优势。⑦对政策性业务适度有限地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根据政策性金融的有限金融性功能的要求,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在确保完成政策性目标任务的前提下,力求最高的安全性,实现最大的非主动竞争性盈利。
      (3)强化政府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必要支持和监督考评。既然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代表国家利益从事政策性业务,提供准公共产品,国家或政府就理应履行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责任,即提供必要的、适度的系统性支持和保障。从而既可以有效保证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目标的实现,又可以规范机构运作,保障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的支持是多方面且完善配套的,是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直接与间接的等多种方式、手段相互结合、交替使用的综合体。从形式上看,包括显性的或隐性的种种优惠政策待遇和国家信用支持;从内容上看,包括加强立法建设,为政策性金融提供约束和保障;从财务稳健度和政策实现度两方面。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正确评价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果;建立健全以财政部、银监会为主体的外部监管体系,使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与结构更有针对性并富有力度:完善风险补偿机制,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给予财务支持;动态调整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自然互补、良性互动的局面,等等。既然政策性金融机构享有政府的强力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做好政策性业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而不能再动用珍贵而稀缺的国家资源从事商业性业务或越位竞争性营利。
      3、加强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政策性金融理论可以说是20世纪金融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现代金融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创新(胡炳志,2003)。建议尽快成立中国政策性金融研究会,以此凝聚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系统深入研究政策性金融理论,同时,集中力量编写《政策性金融学》,并把它列入金融学专业本科生使用的统编教材,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或选修课开设。进一步推进政策性金融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责任编辑:周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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