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方言注》探求词的理据析
时间:2020-12-29 08:02:03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郭璞注解《方言》时,常常阐释被释词的理据。文章从4个方面归纳、分析了郭璞所解说的理据内容:(1)解说“词的理据”用语;(2)探求词的理据的方法;(3)所释词的理据范围;(4)寻求词的理据的价值和不足。
[关键词]郭璞;方言;注释;理据
[中图分类号]H1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1—0189—05
郭璞是我国古代训诂大师,注解文献常显大家手笔,其中之一就是释词时常常阐释被释词的理据。采用此种释词方式的最明显益处是使读者不但知其(词义)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郭璞注《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并用了理据方式释词,但注《方言》尤多用之。然而,注意郭璞在《方言注》中采用词的理据方式释义的学者并不多,就笔者所知,仅周祖谟、吴庆峰先生。周祖谟先生在《方言校笺·序》中指出郭璞解释《方言》词语的条例时说:“说明《方言》中一个词语所以这样说的意义。例如:‘慧,秦谓之谩’,注:‘言谩詑也’。‘好,秦曰娥’,注:‘言娥娥也’。‘眉,老也,东齐曰眉’,注:‘秀眉也’……凡注中说:言某某’的大都属于这一类。说‘某某’,犹如说:‘意思是说什么,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吴庆峰先生亦归纳了郭璞训释词义的原则之一是:“推求语源。周祖谟先生在《方言校笺》中说:‘凡注中说言某某的大都属于这一类。’……我们考查这些言‘某某’的例子,多是形容词,被释词和用来训释的词之间音同或音近……在郭注中,还有一部分是探求名词的语源的,其形式多是用一句话作解释,例如:‘卷一‘老,燕代之北鄙曰梨。’注:‘言面色似冻梨。’”周先生、吴先生虽然阐发了郭璞所探求词的理据,但着墨不多,未能全面揭示详情,而且他们的结论有的似可再议。“词的理据(motiva-tion),作为词源学的一个分支,是指事物命名的理由与根据,它反映事物命名的特征和词之间的关系。”郭璞在注解《方言》时继承了其前辈学者寻求理据释词的传统,但有所取舍。下面我们对郭璞《方言注》所释词的理据作一分析。
一、解说“词的理据”用语
郭璞在《方言注》中阐说词的理据时使用了一些特殊的用语,当然,这些用语有时也作一般释义用。
1.言某某:此种用语后面一般紧接着一句话或一个词(所用释词有的是单音节词,有的是双音节词)来说明被释词与释词在形状、颜色、性质、功用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及联想意义。如:
(1)眉,梨,耋,鲐,老也。东齐曰眉(言秀眉也),燕代之北鄙曰梨(盲面色似冻梨)……秦晋之郊,陈充之会曰耇鲐(盲背皮如鲐鱼)(《方言》一/18)。(引文有节省,括号里加黑的内容是郭璞的注文。“一”指卷数,“18”指条数,依周祖谟校本,
下同。)
(2)自关而东谓之城旦(言其辛苦有似于罪祸者)(《方言》八/7)。
笔者按:“城旦”是我国古代刑罚名,一种筑城四年的劳役。经笔者统计,“言某某”用语在郭注中共60次,其中2个词各重复注释了1次,另外1次“言”有争议,即《方言》十三/45:“宛,蓄也(谓宛乐也。言婉)。”由于注文“宛乐”与“宛,蓄”之义绝不相蒙,故戴震不但改“谓宛乐”之“谓”为“音”,而且也改“言婉”之“言”为“音”,卢文昭则干脆删除“言婉”。因此笔者排除3次,实际上只有57次。也就是说在郭璞《方言注》中“言某某”只出现57次,笔者对57次“言某某”进行了分析,最后认定仅7次是用来解说词的理据的用语,远远不及总数的一半。这样,绝大多数“言某某”不是解说词的理据的用语,因此笔者不同意周祖谟先生所说:“凡注中:言某某’大都属于这一类”的观点。吴庆峰先生在这点上依周先生,似未详考;也许笔者判断的原则与周先生不同。周先生没有明说细则,但从其举的例子中,有些笔者不认同,如周先生把“谩:言谩芘也”及“娥:言娥娥也”之类形式作为训释词的理据的方式。这一类“言某某”笔者认为不当是揭示词的理据,应当是郭璞用双音词注单音词的方法。因为在“A,言AB(或BA)、A言CD”及“A,言AA三种双音词注单音词的格式中,郭璞只是为了使读者更准确理解词的意义才用双音节词释单音节词,并非为了说明事物命名的理由与根据。所以笔者把这一类排除在外,而这一类占“言某某”的数量最多。特别注意的是:笔者并不是把所有的双音节词释单音节词的“言某某”用语排除在外,如,例(1)“眉,注:言秀眉也。”我们认为“秀眉”是“眉”的理据,也就是扬雄所说“老”的意思。“秀眉”在汉代已经凝固成一个词,本指“老人的眉发”,后来是“老人”的代称。吴庆峰先生认为“言某某”之类用语多是寻求形容词的语源的,笔者对57次“言某某”用语(因为吴先生同意周先生的观点,笔者不妨把原则放宽一点,这已经是笔者退一步了,不然,当依笔者得出的7次去分析)进行考察,其结果是:寻求形容词语源用语的只有3次,不及总数的一半,故吴先生的结论不确切。吴先生又说:“被释词和用来训释的词之间音同或音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亦值得商榷。因为要考察被释词与释词之间的语音情况,只有在以下情况去分析,才能得出可靠结论:首先,被释词与释词的音节要相同,即单音节词释单音节词,或者多音节词释多音节问;其次,在适合以上前提下,用竺家宁先生的观点来判断是确切的,即:“什么是‘音近’呢?是声母发音相似,韵母发音也不远,只是双声或只是叠韵仍不能算‘音近’。”吴先生既没有确定原则,又没有举用例,因此得出的结论令人难信。笔者按照上面的原则,经过全面的考察,发现被释词和释词之间语音关系,在“言某某”之类中相同的没有一例,相近的仅存一例,即“跌,蹶也(江东言路)”(《方言》十三/26)。“跌”属古定母质韵字,“够”是古端母月韵字,两者声母同是舌头音,韵部质月旁转,故两者音近。因此笔者认为在“言某某”之类用语中被释词和释词之间语音几乎不同或不近,这是郭璞在解说词的理据时不喜用声训的表现,后文有详说。
2.俗谓某某:顾名思义,此语用来探求俗名源的。在郭璞的注文中,最多见的是“谓某某”,凡95见,“俗谓某某”是其微变形式,仅1见。如:
(1)硕,沈,巨,大也。齐宋之间曰巨,曰硕。凡物盛多谓之寇(今江东有小凫,其多无数,俗谓之寇也)(《方言》一/21)。
除了“俗谓某某”这个微变形式外,还有其他的,如“亦谓某某”(1次),“或谓某某”(1次),“皆谓某某”(5次),“所谓某某”(4次)。“谓某某”的用语与“言某某”均是郭璞训释词的用语,也多用在双音节词释单音节词之处,亦并非特用来解说词的理据,只不过是“谓某某”表现更明显罢了。
3.名某某:“名某某”绝大多数是解说词的理据。“名”在郭璞注中有“名称”、“取名”、“言语”等
3个义项,其中前面两个义项是直接解说词的命名缘由,第三个义项则不是。其词性一为名词,一为动词。“名”作为语素或词凡77见,但用来说明词的理据的凡25见(这包括“名某某”的微变形式,见下),其中“名某某”8次、“因名云”5次、“因名也”1次、“因名之”3次、“取名某某”2次、“直名为”1次、“故名”2次、“故名之”1次、“故传以名之”1次、“名”1次。如:
(1)艮,硙,坚也(艮12皆石名物也)(《方言》十二/56)。
(2)i》,龛,受也(今云龛囊依此名也)(《方言》六/10)。
(3)瀛,膂,儋也。燕之外郊越之垂瓯吴之外鄙谓之膂(担者用膂力,因名云)(《方言》七/30)。
除了以上的用语外,郭璞也用了“号”作为用语,如:
(4)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鍭,关西曰箭(箭者竹名,因以为号)(《方言》九/4)。不是所有的“名某某”都是解说词的理据,如:
(5)守宫,秦晋西夏谓之守宫,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蝾螈。桂林之中守宫大者而能呜谓之蛤解(似蛇医而短,身有鳞采,江东人呼为蛤蚯音头颔。汝颍人直名为蛤)(《方言》八/15)。
4.故为某某:此用语郭璞一共用了4次,都是用来阐说词的理据,它还有“故云某某”的微变形式,凡1见。如:《方言》三/36:“酈,数也(偶物为丽,故云数也)。”“偶物”就是我们说的“两个、两个一起计为一个单位”,如今天我们所说的“一双眼睛”、“一双鞋子”等,所以是“数目”。“麗”是“酈”的借字,《诗经》作“麗”,《诗·大雅·文王》:“其麗不镱。”毛传云:“鹿,数也。”《说文》作“酈”,并云:“数也。”但许慎、毛亨均没有解释其为“数”的缘由,因此我们不能透彻了解词义的来源,经郭璞作了如上阐说,其义明了,解说词的理据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5.所以:郭璞在注中一共用了12次,其半数以上用来申说扬雄《方言》中几个词的功用,并非说明词的理据,阐发词的理据仅5次,有的被释词是扬雄所未言及的,但该词的得名与《方言》所释词义有关,这是郭璞“广异语”。如:
(1)隑,陭也(江南人呼梯为隑,所以隑物而登者也)”(《方言》十三/102)。
(2)柢,柲,刺也(皆矛戟之槿,所以刺物者也)(《方言》十二/48)。
例(1)郭璞解释了江南呼梯为陛的缘由是隑物而登,《方言》未言及“梯”,郭氏触类伸之,增补了“陛”为“梯子”的理据。例(2)“柢,柲、”本是矛戟的武器,它们之所以名“刺”,因为它们在功用上都可以刺穿物,这是用功用的方式来探求词的理据。
6.犹某某:“犹”字在郭璞《方言注》中出现凡38次,其中1次是注音用的。“犹某某”出现35次,“犹云某某”出现2次,“犹言某某”出现1次。只有6次“犹某某”是说明词的理据,其余的要么是明假借的,要么作一般释义用的。如:《方言》十二/10:“躔、历,行也(躔犹践也)。”“躔”属古定母元韵字,“践”属古从母元韵字,两者韵同,声母相邻,故两者是同源词。具体论证可参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
7.某某之转:此种用语被用作寻求方言词的理据,一般置于句末。词因时空的差异可能发生词音、词形变化而形成“语转词”。严格上说“语转”或“声转”只是凭借声音线索贯通了诸“语转词”之间的意义,没有对词义的形成作出说明。但是,由于我们知晓通用词的理据,因此采用“语转”或“声转”方式冲破了“语转词”与通用词的形音隔阂,也就弄清了其意义,达到了系源的目的,即揭示了词的理据。如:《方言》三/8:“苏,芥,草也(苏犹芦,语转也)。”“苏”属古心母鱼部字,“芦”屑古来母鱼部字,故“苏”、“芦”韵同,声母异。
郭璞注中“声转”凡11见,“语转”凡3见。“‘声转’是指声纽的变转,其韵部不一定不同。‘语转’指语音的变转,它可指声纽的变转,也可指韵部的变转,并非特指叠韵而转。”扬雄在《方言》一书中始用“转语”、“语之转”,凡5见,其中“转语”3见,“语之转”2见。郭璞变通地创造了“语转”的术语。
以上是对郭璞在《方言注》中揭示词的理据的用语分析,笔者同时还看到郭璞在揭示词的理据时有的没有使用以上任何用语,如:《方言》九/8:“盾自关而东或谓之跋(音伐),或谓之干(干者,扞也)。”
二、探求词的理据的方法
上面归纳了郭璞在《方言注》中释词的理据用语,下面分析郭璞探求词的理据方法。
1.声音方法。在郭注中声音的方式有“谐声”、“语转”或“声转”。“谐声”的方式是“摹声”方式的变通。摹声就是说被释词与释词之间的音存在一种联系。我国最早的理据词典《释名》以及《说文解字》就有从摹声角度来阐释词的理据的例子。如:《释名·释形体》:“呜,舒也。气愤满故发此声,以舒写之也。”《说文·二上》:“啾,小儿声也。”
由于郭璞的《方言注》是一种随文注释的形式,因此所解说的词的理据与《释名》《说文解字》比较起来要少很多,笔者遍检郭注没有发现用摹声的方式来解说词的理据,但是“谐声”的方式在郭注中存在。“谐声”是通过同源词的系统来寻求词的理据。由于同源词的“声同(近)义通”的关系也使得通过这种“谐声”方式来解说词的理据得以实现。如:《方言》七/4:“发,税,舍车也。东齐海岱之间谓之发,宋赵陈魏之间谓之税(税犹脱也)。”“税”、“脱”均是古透母月部字,王力《同源字典》把两者视作异体字。“脱”有“解脱”之义,这正与《方言》“舍车”之“舍”义潜通。
从声音的角度训释词义是我们常说的声洲方法,但不是所有的声训均能揭示饲的理据。由于声训的目的有三:“一是释义,二是指明假借字的本字,三是探求词源。”只有探求词源的声训才能揭示词的理据。在郭璞注中有的声训就不是探求词的理据,而是明假借和释义的。如:《方言》十二/51:“麋,梨,老也(麋犹眉也)。”“麋”、“眉”并属古明母脂部字,两者音同。但“麇”并无“老”义,“眉”有“老”义,见上文。因此郭注“麋犹眉也。”是以声明假借。
2.形象的方式。被释词与释词之间涉及到形状、颜色或者形状与颜色等之间的线索,正是透过这种联系而揭示词的理据或命名。如:
(1)芡,鸡头也。青徐淮泗之间谓之芡。南楚江湘之间谓之鸡头,或谓之厢头,或谓之鸟头(状似鸟头,故传以名之)(《方言》三/10)。
(2)鹂黄,自关而东谓之鸧鹧。自关而西谓之鹂黄(其色熏黑而黄,因名之)((方言)八/13)。
例(1)用“鸟头”来释“鸡头”,是因为二者的形状相似。例(2)的“其色黧黑而黄”是“鹂黄”鸟命名的关键所在。
3.功用的方式。指被释词与释词之间在某种用途上有相关联的地方。如:《方言》九/8:“盾自关
而东或谓之跋,或谓之干(干者:扦也)。”“干”可作自卫的武器。“扦”今作“捍”,有“捍卫、保卫”之义,《尔雅·释言》:“干,扦也。”郭璞注:“相扦卫。”
4.文化的方式。语言中的词是折射文化的一面镜子,是时代的化石。从文化的角度来阐述词的理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有时还是唯一的,否则难以解释一些词的命名缘由。如:《方言》六/57:“猒,塞,安也(物足则安)。”“猒”、“塞”均有“多、充足”之义。《说文》云:“猒,饱也。”《诗经·庸风·定之方中》;“秉心塞渊。”郑玄笺:“塞,充实也。”但“猒”、“塞”为何有“安”义,扬雄未作解释。郭璞的“物足则安”不但贯通了“猒”、“塞”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道出了“丰衣足食,才是百姓安居乐业之本”的文化意蕴。
以上只是为了方便分析,才从较粗的几个方面归纳了郭璞寻求词的理据方式,其实它们之间有时并非泾渭分明,有交叉的地方。如:“干者,扦也”既是声音的方式,也是功用的方式。
三、所释词的理据范围
由于郭璞的《方言注》是随文释义的注疏体,所以训释的词或者说探求词的理据类(包括词性及词的结构)有一定限制,而不像《说文》《释名》那样著者能自由地选择,穷尽其注文。笔者发现郭璞共在62处,对61个词(其中1个词重复1次)进行了理据的说明。这些词涉及的范围有以下几类:
1.词性:郭璞说明了理据的词在语法功能上有下面几类:
(1)名词:郭璞共阐述了27个名词的理据。如:《方言》八/1:“鸨璃,周魏齐宋楚之间谓之定甲,或谓之独舂。自关而东谓之城旦(言其辛苦有似于罪祸者),或谓之倒悬(好自悬子树也)。”
(2)动词:郭璞共阐述了28个动词的理据。如:《方言》三/11:“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荣,或谓之壮(今淮南人亦呼壮。壮,伤也,山海经谓刺为伤也)。自关而东或谓之梗,或谓之刿(刿者伤割人名)。”
(3)形容词:郭璞共阐述了17个形容词的理据。如:《方言》十/28:“呰矲,短也。耀,通语也。东扬之间谓之府(言俯视之,因名云)。”
2.词的结构:郭璞阐发了理据的词按语音结构有下面几类:
(1)单音节词:郭璞一共释了51个单音节词的理据。如:《方言》四/41:“慷,巾也(巾主覆者,故名幪也)。”
(2)复音节词:郭璞一共释了10个复音节词的理据。如:《方言》五/24:“枥,梁宋齐楚北燕之间或谓之椭。或谓之早(早隶之名于此乎出)。”“皁隶”是复音节词,郭璞说明的理据并非单音节词“皁”,而是“皁隶”,故此例是探求复音节词的理据。
由上观之,郭璞释了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理据,它们三者在量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这与《说文》不同,许慎“对动词和形容词的理据极少注意,而对名词的理据则特别注意”。郭璞阐释词的理据较多地追寻词的引伸义的理据,不像《说文》那样探求词的本义的理据居多,也不同许慎“对双音词复合词的理据分析,在《说文》中尚未见到”。以上现象反映了郭璞语言学的发展观点,已不是单纯的“正名”的意图,已注意到从语用的角度来解释词义。
四、寻求词的理据的价值和不足
(一)郭璞继承、发展、创新了我国从先秦以来寻求词的理据成果
我国先秦诸子,如孔子、孟子等就探求了事物命名的理据,只不过他们所训释的词一般是有关政治、伦理等方面内容,采用的方法大多是声训,因此先秦时期追寻词的理据内容、方式都较贫乏。这种情况到秦汉时期有了大的改观,出现了对普通词的理据的探求,方式多样,成果亦多,出现了专书。如《说文·麦部》云:“麦,芒谷,秋中后埋,故谓之麦。”刘熙的《释名》更是专门探求词的理据的集大成之作。在汉代的传注中也见寻求词的理据的内容。因此早于郭璞的学者留下许多探求词的理据的理论和实例。郭璞继承前辈学者的成果主要有:第一,用语的继承。郭璞注中“言某某”、“言所以”、“所以”、“犹某某”、“故某某”等郭璞前辈以之阐述词的理据,兹不赘举,从上文我们可以知其梗概。第二,词义的解说。郭璞在《方言注》中有的迳用前辈的成果而不加改动。如:“干者,扞也。”此条释义初见《尔雅·释言》:“干,扞也。”汉代的毛亨亦用。《诗·周南·兔宜》:“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传:“干,扦也。”郭璞在继承前辈的成果上有所创新和取舍,表现在:其一,术语的创新。郭璞在继承扬雄的“转语”的基础上,初创了“语转”。有的学者认为“语转”初见扬雄的《方言》,其实不然,扬雄未使用“语转”而是“转语”或“语之转”。其二,郭璞采用声训方式来解释词的理据相当慎重,避免了《释名》滥用声训现象。笔者经穷尽统计,郭璞在注中利用声训方式来阐发词的理据为数极少,只有8例。
(二)郭璞寻求词的理据操作在汉语词的理据学史上也应该占有重要一席
我国探索汉语词的理据历史悠久,从先秦的发轫到汉代的兴盛,经过魏晋唐宋元的继承阶段,以迄明清至今的再次兴盛。正是因为各个时期的学者不断努力,以致成果迭出。汉代刘熙的《释名》、宋代王圣美“右文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代程瑶田的《果臝转语记》与王念孙的《释大》、今人王艾录的《语言理据研究》及《汉语的语词理据》、李海霞的《汉语动物命名研究》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探索词的理据的成果。当今,有的学者在相关的著作中描写了汉语词语理据的发展概况,但对魏晋时期的内容付之阙如。从本文可知,郭璞的注完全可补,不应遗漏,否则不客观和全面。
(三)郭璞在阐说词的理据时由子历史等原因存在某些不恰当之处。如:
(1)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方言》八/1)。
(2)冢,秦晋之间谓之坟,或谓之娘,或谓之垄。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也。墓犹慕也)(《方言》十三/154)。
例(1)“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是郭璞解释“虎”名“李耳”的缘由,很显然失之穿凿。钱绎在《方言笺疏》中虽然也指出了郭璞解说的不当,但矫枉过正。钱氏考《山海经·内北经》云:”穷其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一曰从足’。据此则虎之食物,亦有一定,值耳即止,理或有之,其性使然,非由触讳也。”当今许多学者对“虎”命名的缘由重新进行了探讨,张永言先生说:“李父和李耳的区别在于所指公母不同而不是通行地域有异。”周及徐先生则更进一步指出了“虎”得名于“奔跑迅速”。这样“虎”的命名缘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例(2)用“言不封也”来解释“墓”本是对的,可是郭璞又注曰:“墓犹慕也。”这却是画蛇添足。郭璞也许承《释名》,《释名·释丧制》:“墓,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
总之,郭璞所探求词的理据大多数是正确的,其中不足之处有时代的原因和承前辈的观点,以及当时的认知水平,但瑕不掩瑜,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
[责任编辑:陈梅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