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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与应对愈演愈烈的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美国禁忌美国禁忌3愈演愈烈

    时间:2019-02-20 06:42:42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星星阅读网手机站

      中国崛起遭遇新贸易保护主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外贸易规模急剧扩张,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贸易额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年出口量占全球出口量的比重超过8%。随之而来,面对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遭遇的贸易保护必然与其出口规模成正比。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案涉及中国。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共有19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了101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亿美元。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新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头趋势,中国成为贸易保护所针对的主要对象。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状况,一方面由于经济危机之后,全球各国需求降低,导致失业率上升,各国为应对失业等国内经济问题往往采取诉诸贸易保护的措施,“中国制造”必然成为贸易保护措施的首要针对目标。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低成本和低价格竞争,使得中国产业很容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靶子”。
      而在面对全球贸易保护的局势中,中美贸易摩擦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中美贸易不断扩大,互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两国间的贸易矛盾也随之而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美方持续不断地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对进口中国的轮胎、油井管等多宗商品进行所谓的反倾销调查和征收高额关税。最典型的两个案例:一是2009年9月11日,美国宣布将对中国轮胎进口进行为期三年的限制措施,在原有4%的关税基础上,在第一年中将对中国制造的乘用车轮胎和轻型卡车轮胎加征35%的进口关税,并在其后两年中分别降至30%和25%。二是2009年12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批准对从中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10.36%至15.78%的反补贴税,这是迄今为止美国针对中国的最大贸易制裁案。中美贸易摩擦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提出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美国就业不足的主张(如《华尔街日报》2010年1月5日发表题为《克鲁格曼: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吧》的文章),对中美贸易摩擦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何看待美国近期贸易政策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强化的趋势,应当如何来看待美国近期的贸易政策呢?笔者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矛盾的外在反映,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些矛盾更加凸显。他们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根本不是对症下药,对于美国经济结构的矛盾也起不到有效的化解作用。
      其一,美国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不平衡(包括美国对中国贸易的大幅逆差),是由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也是美国经济结构在美元强势地位下“去制造业化”所导致的。因为只有美国保持对外贸易逆差,才能满足各国对美出口产品以换取储备美元的需求,也只有美国在实体经济中保持对外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国大幅推销其“金融创新产品”的出口。所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对其他各国的贸易逆差,根本就不是哪个国家的“倾销政策”、“补贴政策”形成的,而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同样,克鲁格曼等关于中美贸易逆差是由于人民币不升值造成的看法也不成立,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于美元在全球经贸中的本位地位决定的,美元汇率的变动也无法改变这一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反倾销、反补贴、反汇率操控等名义来实施贸易保护,都不可能起到有效作用。
      其二,美国近期提出的反倾销调查或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各种商品的贸易状况,长期以来一直如此,为什么现在才提出。这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普遍不景气,也就造成了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对美元金融产品进口的需求在萎缩,因此美国经济能够承受或容纳的贸易逆差也在减小。美国只有重拾“制造业”才能缓解其国内就业压力,但是,美国一般制造业普遍缺乏竞争力的状况,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的,也就不得不用起贸易保护的“法宝”。可见,一般产业缺乏竞争力才是问题的根本。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措施来寻求新生,但是贸易救济措施并不能促进其钢铁产业的技术革新和生产效率提高,美国的钢铁企业在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效率、投资建设效率等方面,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贸易保护措施,只能使之更加缺乏竞争力。
      其三,美国长期以来,依靠其美元的强势地位,只需要“出口美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消费品,养成了国民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导致美国国内劳动力都要求高收入,进而使得其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美国除了依靠技术垄断占有优势的产业外(如IT技术产品、金融创新产品、军事装备产品等),多数产业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必然要远高于进口商品。进口商品的低价格,并不是别国“政府补贴”所致,而是与美国生产成本过高对比而显现出来的。问题出在美国高消费导致的高工资以及美国垄断技术商品需求的不景气。
      其四,美国长期贸易逆差形成的高消费生活与美国产业缺乏竞争力导致的就业不足问题是相互依存的,根本不存在同时解决两方面问题的手段,而只能在两者间进行权衡。如果全面地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假如对影响美国居民生活的大宗消费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话,那么将导致全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大幅下降(等额的收入能够购买的消费品大幅减少)。这一可预见的后果,是美国政府所无法承受的。
      总体来看,美国不可能全面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只能在那些影响面相对较小的小宗进口商品方面做些表面文章。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结构性态势无法改变,而就业不足的压力也必然长期存在,因此美国在一些进口商品方面挑起贸易纠纷的做法,也必然会持续不断地进行。只不过在全球经济体对美国技术产品、美元金融产品需求不旺的状况下,贸易保护的事端会更加频繁,而在全球经济景气好转,全球对美国技术产品、美元金融产品需求旺盛的状况下,贸易保护的事端则会相对缓和。
      
      中国的应对之策
      
      针对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将持续但不可能实行全面贸易保护的政策特点,中国外贸政策部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策?笔者认为,中国外贸政策部门应强化应对贸易保护的策略。中国在应对策略上的经验不足,在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中较少或较温和地使用贸易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放任或助长了各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所以,中国应分析美国贸易保护的利益关系,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笔者对此提出了以下主张:
      其一,要针对美国国内因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受损最大的利益群体进行宣传。美国国内受贸易摩擦影响的群体,首先是大量消费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的消费群体,其次是美资在华跨国企业,再者是中国大量进口美国产品的产业企业,所以中国应对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报复性措施”应针对这几类群体,要通过措施来触动他们的利益“痛处”,让他们对贸易保护政策推动者形成巨大的压力。
      其二,要明确宣示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巨大风险和成本所在。贸易战本身就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的贸易冲突,可预见到必然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相对来看,美国可能承受的损失更大、决策者承受的压力更大。因此,不应采取被动的守势,只是表明姿态式的温和性“报复”,这样一来,美国每次制造贸易摩擦的成本和预期损失都很小,就会引发他们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中国将不得不不胜其烦地应对。与其如此,中国还不如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强势的应对措施,大大增加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风险和成本,那样就会对美国不断制造贸易摩擦的动作起到“阻吓”作用,同时也会对其他国家起到相应的震慑作用。
      其三,应明确宣示中国应对美国贸易保护的关联性举措。在宏观层面,中国对美贸易的一般关税水平、中国对美贸易规模换取美元外汇水平、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等几个指标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中国不妨明确地宣布美国出台对华贸易保护举措与中国增持或减持美国国债的联动性。贸易摩擦与宏观经济影响之间,孰轻孰重,让美国贸易政策决策者预先估量。
      其四,应建立起包括企业、行业组织、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广泛统一战线”,应更多鼓励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到贸易应对策略、贸易政策的制定上来,协调一致性行动。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化解贸易摩擦中的作用,增强企业主动采取措施避免贸易摩擦的意识和能力,发挥企业组织应对贸易摩擦的主体作用。
      客观而言,中国外贸存在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他国贸易保护这一方面,更深刻的原因是自身产业的结构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深化结构调整是未来外贸发展的重要课题。一方面,产能过剩问题,依靠增加出口来解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必须痛下决心进行结构调整。宏观经济部门应出台适当的引导性政策,适应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需求水平,逐步扩大内需,从而减少对美贸易逆差,进而适当减少对美元金融资产的需求。另一方面,应适当提高劳动者工资和资源价格,以减少美国实施贸易保护的借口,同时也促使各企业在推进产业创新和升级、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效率水平方面上下功夫,而不是一味地以低工资、低价格出口产品。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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