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电影《猎杀中山狼》中的故事及人物
时间：2021-01-27 00:03:49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99年3月2日，电视电影《岁岁平安》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播出宣告了中国内地电视电影的正式诞生。此后，我国的电视电影就因低廉的制作成本、宽广的受众层面、自由的观看空间等特点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并出现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猎杀中山狼》就是这其中的一部作品。该片讲述的仍然是一个常规的故事，只不过，该片并未制约于类型化的简单呈现，却在惯性的表达中以富有新意的角度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内核及外延，并为电视电影的创作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战争从来都是影视创作乐于关注的对象。因此，我国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也涵盖了战争的多重纬度：对革命历史进行史诗型再现的《南征北战》、《大决战》；对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歌颂的《英雄儿女》、《凯旋在子夜》；对战争进行深层思考的《集结号》、《我的团长我的团》……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存在，战争一直与政治、外交乃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因此，影视创作的战争表达就需要承载超出自身叙述范畴的意义，演绎国家存在、爱国主义、民族情怀等宏大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思想、文化、伦理等层面上多种的思考。那么，如何进行有所突破的诠释和表现就成为了军事题材影视创作中的重点，这也是编剧肖莫庸在进行剧本创作时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在主观的诉求和客观的环境中，肖莫庸通过《猎杀中山狼》摒弃了传奇，却走入了生活；远离了大的历史，却走入了小的人物。客观地说，这种剧本创作中的选题方式才符合真实的历史和曾经的过往。因为，历史上的重大都是由无数细小的“微事件”组成，对于任何一场战争或战役而言也是如此；而在我们影视作品惯常表达的“恢宏图景”中，也就因而必然存在着许多内涵丰富的层面尚未得到充分的展示或提及。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地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简单而宏观的概括的展现其实也正是一种选择性遗忘的表达。好在，许多如肖莫庸一样的创作者选择了继续深入的发现与铭记。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今，当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活中的大众娱乐消费对象的时候，影视创作的从业者们就需要面对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让真实的历史介入现实的存在，并真正呈现其本源意义。确实，宏阔的历史并不适应消费时代大众的个性需要，因而，在历史的缝隙中呈现的鲜活而恣意的人生才更容易为个体所接受，这也正是肖莫庸通过电视电影《猎杀中山狼》选择的话语方式。
电视电影《猎杀中山狼》讲述的故事并不繁复。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八路军某部副连长缑奎奉命率部前往山西运城，迎接被释放的九名中共政治犯，并与一群年轻的革命工作者一起护送他们前往延安。故事发生在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前。这个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极为著名的年份和极为重要的战役却被肖莫庸有意的忽略了。他在历史重大的时空缝隙中，以曾经存在的微小事件表现了一些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存在。这种创作本身就表达了一种直面历史的态度。肖莫庸在军事题材创作惯常的故事演绎之外，以别致的视角切入了一个在影视创作中经常被忽视的层面，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及观众的接受上，使《猎杀中山狼》获得了另外一种可能。
电视电影《猎杀中山狼》的剧作结构十分规范。在开场十分钟里通过三个情节就完成了故事的建置，分别是：李勇、孙梦赴监狱救出了以滕国清为首的九名中共政治犯；国民党中统山西分局密谋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滕国清；八路军某部副连长缑奎接受了护送滕国清的任务……如威廉﹒阿契尔所说的“戏像一小片巴掌大的乌云似的，开始在地平线外聚积起来”①，三个情节点累积的力量构成了整部作品情节的走向和内在的张力，直接导出了整个故事。开场段落不仅交代了情节，还完成了主要人物的出场。肖莫庸通过开场段落人物例证性动作的呈现，完成了全剧几个主要人物的出场及性格呈现，包括：坚贞的滕国清、冲动的孙梦、勇敢的李勇、阴险的中统头目……
完美的人物塑造往往兼具情节构成及文化诉求方面的双层需要。李勇这个单纯却不简单的人物满足了这一要求。李勇不仅构成了故事，还通过这个人物的存在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窗口，让观众得以了解李勇所代表的人群及他们所处的时代。电视电影《猎杀中山狼》中贯穿着两条平行的故事线索，一为拯救，二为成长。李勇正是成长主题中的重要表述，这个角色表征着青年人在革命情境下“出走”中的成长。李勇身上负载的深层符号意义是青年知识分子在战争岁月中的成长。抗战时期，尤其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后，无数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成为抗战救亡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转换心态，并在革命前行者的引领下历经沉重的代价和严苛的历练逐渐转变和成长，并最终真正转变为行动力的过程一直为影视创作所忽视。那么，此次，编剧肖莫庸敏锐的选择了李勇这一青年知识分子形象通过革命“出走”的情节模式对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进行投射，进而通过抗战流亡史、青年知识分子 “出走”中的局限与成长、中国抗战中人们的社会心理等层面进行真实的再现与深刻的反思。
战争是一种以暴力解决纠纷的方式，它作为灾难和毁灭的同名词在人类社会中反复出现，并终将一直存在。战争之于人类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可以是反思历史的起点。因此，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存在，往往是通过对战争残酷的表现，以突出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进而达到呼唤和平的作用。徐听先生说过，“战争，最深刻地折射出人性的邪恶与光芒，战争残忍而无情，但也不失爱与正义，甚至爱与正义更显得伟大和持久，战争最直接地展现了人的本能，它是人类心灵赤裸的舞蹈。战争，也是人类行为通透的镜子，它既是冲动，更是阴谋，还是一场热烈的狂欢，它既最愚蠢，也最理性，它集成了人类的最高技巧和智慧，似乎人类长久的劳动只为等待那一刻的聚集和消耗，战争是一种昂贵而令人心悸的艺术。”②如徐昕先生所说，战争作为人类在非常态情境下表现出的特异的文化现象，不仅透视了人性，也为人性所检验。战争与人性始终相互交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本质。电视电影《猎杀中山狼》正是在对遗忘的史实的重读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性反思。
在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叙述之后，《猎杀中山狼》的结尾显得过于平静，一群英雄只是简单的走回各自的生活，回归了平凡的人生。乔治﹒贝克所过：“平静的收场，也可以造成高潮。”③也许这才是肖莫庸在编剧过程中希望达成的最终效果和终极主题。毕竟，正是这样无数的小人物和普通人才构成了我们曾经恢弘的过往、不朽的历史。肖莫庸只不过以一贯风格的延续，通过一次简单的命题创作，讲述了一个类型杂糅的故事，并以一部偶然却不必然的作品为军事题材的电视电影创作提供了一次极富价值的尝试。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注解
①威廉﹒阿契尔著，吴钧燮，聂文杞译，《剧作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②徐昕：《怀念战争岁月》，载《诗性正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76页。
③乔治﹒贝克著，余上沅译，《戏剧技巧》，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