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钟与十字架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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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吕彦直在《孙中山陵墓建筑图案说明》中指出：中山陵“其范界略成一大钟形”，孙中山陵墓图案评审委员凌鸿勋也称赞中山陵“全部平面做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中山陵平面图案遂以“钟形”之论而定于一尊，并延续86年至今。笔者认为，中山陵的平面图案实为大钟与十字架之叠加。本文追溯十字架的来源，尝试对中山陵作新解。

关键词：孙中山大钟十字架中山陵吕彦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为国事操劳，鞠躬尽瘁，不幸病逝于北京。国民党人遂决定在南京紫金山建筑孙中山陵墓，以纪念伟人，继承遗志，再造共和。

中山陵墓的建筑要求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对孙中山陵墓的建筑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从建筑方案的征集、遴选，到工程的招投标，施工监理等等都有十分周密、详尽，堪称精确的规范和设计。

1　《孙中山先生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的预设

1925年5月2日，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筹备会议决议悬奖征求陵墓建筑图案。从1925年5月15日起，葬事筹备处在《申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连续多日刊登了孙中山先生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

《孙中山先生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

(简称《条例》)，表达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对中山陵的建筑设计要求。《条例》对于中山陵的建筑形式、整体布局、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费用等，都有明确的设定，如下。

建筑形式：

①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

②容放石椁之大理石墓即在祭堂之内。

③墓之建筑在中国古式虽无前例，惟苟采用西式，不可与祭堂建筑太相悬殊。

祭堂的标高、方位、布局及联系：

①祭堂建在紫金山之中茅山南坡上，约在水平线上175m突高坡上，应有广大之高原，俾祭堂四周可有充分之面积，遇焚火时不致危及堂屋，并须在堂前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备举行祭礼之用。

②祭堂须面南，登临之径拟用石台阶或石级，向南直达山脚，此径将为连贯墓道大路与堂墓高原之通道。

③祭堂之建筑由设计者自定，惟计划须包括祭堂与石台阶或石级等登临之径，此两部应视为一体。

建筑技术、材料：

祭堂虽拟采用中国式，惟为永久计，一切建筑均用坚固石料与铁筋三合土，不可用砖木之类。

造价：

祭堂陵墓工程包括登临之径及墓地与行径之土工，其建筑费总额定为三十万元。

从《孙中山先生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的设定可见，筹委会要建筑的中山陵墓，是一座既采用“中国古式”，又使用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建筑材料的新形建筑，其设计难度和创新要求均相当高峻，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否则，筹委会就没有必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悬奖征求设计图案了。

能胜任者必定学贯中西——既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又具备扎实而全面的西方建筑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2　中山陵的设计难题

中山陵的设计难题很多，中以《条例》所规定的“容放石椁之大理石墓即在祭堂之内。”为最。把一个容放石椁的大理石墓，放在祭堂之内，这在中国建筑史上实属史无前例。莫说是设计者，即便是《条例》的起草者也明白自己是在出难题。因此，不得不补充说明：“墓之建筑在中国古式虽无前例，惟苟采用西式，不可与祭堂建筑太相悬殊。”

设若把一个“容放石椁的大理石墓”，放在祭堂之内，那么，这座祭堂的体量必定很大。否则，祭堂内除了一个“容放石椁的大理石墓”之外，拜谒者还能有回旋余地吗?况且，中茅山175m标高处，根本就没有如此广大的地块可供应用。因此，无论这个“容放石椁的大理石墓”设计得与中国古式的祭堂本身如何的协调，实际上都是不可取的。

3　吕彦直独辟蹊径破臼而出

幸吕彦直百思而得其解，毅然跳出《条例》“把一个容放石椁的大理石墓，放在祭堂之内”的窠臼，将祭堂和

“容放石椁的大理石墓”分开，处理为容放石椁之大理石墓不在祭堂之内却又与祭堂紧密相连——在祭堂背后建一墓室，并以墓门相连通。

事后也证明，在获奖的7份图案中，只有吕彦直把祭堂与石墓分开处理的设计方案是最合理最高明的。而第二、第三名的获奖者范文照和杨锡宗，则完全按照《条例》的预设，把墓设在祭堂之中，并因此而遭受评判专家们的批评。中国画家王一亭在评判中就指出

范文照“计划极好惜乎墓在祭堂之中不甚尊重。“杨锡宗则”完全为中国古式，惟与中山先生融合中西之精神似不合，且墓之位置亦在祭堂之中。

吕彦直凭借着既掌握西方先进的建筑设计技术，又对“中国古式”建筑形式比较熟悉的优势，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皇陵，尤其是明朝皇陵的形制和特点，比较了国外著名的陵墓建筑，大胆创新，在设计上独辟蹊径，结合陵墓功能要求，以中茅山的自然山体为依托，将墓道、台阶、牌坊、墓门、碑亭、祭堂、墓室等，全部串联在同一条轴线

最终，吕彦直的中山陵墓图案，在应征的40余种图案中脱颖而出，获得头奖。

1925年9月27日下午4时，孙中山先生家属及葬事筹备委员会在北成都路广仁里张静江家里召集了联席会议。将中山陵第一及第二名获奖的设计图案与说明书、估价表，及各方关于图案的意见，全数陈列在会场上，让与会者共同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大家认为，吕彦直的设计图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式建筑精神；陵墓范界略呈一大钟形，寓意警钟长鸣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体现墓主“必须唤起民众”的愿望。因而一致决定采用作为中山陵的建陵正式方案，并聘请得奖人吕彦直为中山陵的建筑师，主持计划建筑详图，及监工事务。

吕彦直对孙中山的理解

吕彦直的独到构思和出色设计，既得力于其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也源自于他对中山先生的理解。

1　吕彦直对孙中山的认知和理解，始于幼年旅居巴黎时期。

1902年，孙慕韩奉命出使巴黎。吕彦直的二姐夫严伯玉作为使馆参赞随往。寄住在二姐家中年仅8岁的吕彦直也随之前往，旅居巴黎。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甚，有识之士谋变之声日高，1896年孙中山蒙难伦敦的史谈，自必成为清廷驻法国大使馆人员不可避开的一个话题。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慕韩出国的，还有驻法商务参赞张静江。张静江仰慕孙中山。吕彦直因此而从大使馆的长辈们嘴里得知道孙中山的名字及其事迹。当然，于20多年后担任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张静江，是怎么也料想不到，眼下一举夺得中山陵墓图案设计头奖并担当中山陵建筑设计师重任的吕彦直，竟是当年驻法国大使馆同事那个爱画画的小孩子!

1905年5月，吕彦直结束在巴黎两年半的学习生活，随孙慕韩返回北京。

吕彦直回北京之际，古老封闭的中国正发生着一系列重大的变动。令吕彦直直接受惠的就是满清朝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吕彦直遂入读五城学堂。同年秋，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各方力量组建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大联盟中国同盟会。在五城学堂里，在“以不谈革命为耻”的时代氛围下，吕彦直完成了他的全部中学学业。吕彦直因此而对孙中山、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共和革命更加注意。

2　辛亥革命对吕彦直的影响

1911年初，清华学堂初设。17岁的吕彦直前往报考。1911年3月，清华学堂的学生在北京宣武门内的学部举行了入学复试。共有468名学生参加了复试，其中有由各省经初试录取后保送的184名、在京招考的学生141名，外加上一年备取的留美生143名。这批学生全部合格入学，其中3／5被编八中等科，其余则入高等科学习，成为清华最早的一批学生。吕彦直就是“在京招考的学生141名”中的一个。由于考试成绩优秀，他被编入“高等科”学习。当时的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学制定为8年，分中等、高等两科，各为4年制。

“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办理”。吕彦直在清华学堂所就读的，实际已为美国大学的课程。

1911年，清华学堂开学仅一个学期，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学堂因此而停课半年。辛亥革命对17岁的吕彦直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早年在巴黎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以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使他有可能对中西方社会制度、文明进程等进行比较和鉴别。因而，到国外留学深造、日后报效祖国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学习也就更加勤奋。当然，也比同龄人更能理解孙中山的民主共和革命及其主张。

由于吕彦直的外语基础好，学习又特别刻苦，学业出众，因此，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四年的“高等科”课程，于1913年提前毕业并直接考取公派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18年12月，获得康奈尔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

1913年～1920年，吕彦直在美国读书、工作，度过了整整7个冬春。孙中山在美国的华侨中很有影响，他的事迹一直在华侨和美国社会中传扬。吕彦直不可能充耳不闻。此外，“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共同体验，使吕彦直更能体会孙中山半生漂泊海外，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而不懈奋斗的艰辛与苦涩。因而，对孙中山敬仰之情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积累、增长。

随敬仰而来的是对孙中山的阅读和理解。孙中山的学说，可以用自由平等博爱、三民主义、天下为公来概括。源于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借镜于英美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乃至来自远古的天下为公思想，都是家学渊源且有着近十年西学经历的吕彦直所最易于理解并最能产生共鸣的。换言之，吕彦直特殊的个人经历和学历，使他对孙中山能够有更深刻的理解。

3　木铎警钟——“中山”最高境界

吕彦直对孙中山的理解，集中体现在1925年9月应征设计中山陵墓图案所撰写的《孙中山陵墓建筑图案说明》上。

在《孙中山陵墓建筑图案说明》中，吕彦直是这样布置祭堂的：“堂之内：两旁有柱各二，中部之顶特高，约五十二呎，作穹隆式。其上施以砌磁，作青天白日之饰，而堂之地面，则铺红色炼砖，以符满地红之征象。堂之四壁用大理石作壁板，上刻中山先生遗嘱及建国大纲等文……”

从上述“祭堂布置”可见，吕彦直对孙中山的学说著述相当熟悉，且对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及核心著作《建国大纲》情有独钟，以致要把《总理遗嘱》和《建国大纲》等镌刻在中山陵墓的核心建筑祭堂的四壁上。而分别获得孙中山陵墓图案设计二、三等奖的范文照和杨锡宗，在他们的《孙中山先生陵墓计划书说明》上，就没有能像吕彦直这样具体地写出孙中山著作的名称来。比如，范文照只是说：“祭堂内观美丽，四壁饰以云石，镌刻先生之遗训”。杨锡宗则说：“堂中陈列纪念牌(碑)石，鐎所纪念人物之功业与言论。”三者比较，其高下厚薄之别，一目了然。

在《孙中山陵墓建筑图案说明》中，吕彦直特别指出：陵墓“范界略成一大钟形，广五百呎，袤入百呎。”这一设计被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称为：“全部平面做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

凌鸿勋与吕彦直同龄，是一位土木工程科班出身，兼有3年美国实习经历的工程专家。1924年11月被交通部任命为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在任四年，颇有建树。他长期从事铁道工程建设，成为继詹天佑之后国人自己修建重要铁路的又一先驱。经他过目的建筑工程图纸何止千万?凌鸿勋一眼就看出吕彦直所设计的中山陵墓“全部平面做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实在是其学历、经历和识力使然。凌鸿勋的这个评语专业而精当，无丝毫“政治”含义。

木铎本为古代一种铃类乐器。古代执政者常派官员手执木铎，摇铃振声，把政府的文告、禁令等晓谕大众，主要用于上情下达的宣扬教化以及下情上达的民意传递，含警世之义。

笔者不同意现今建筑史学界流行的关于把中山陵设计成一大钟形，“纯属巧合，并非吕彦直原意”的说法。更不同意把吕彦直的这个钟形设计方案，提升为“国民党当局有意政治化的一种宣传”的说法。“大钟形”如果真的是吕彦直下意识的偶然巧合，又将如何解释吕彦直自己在《孙中山陵墓建筑图案说明》中关于陵墓“其范界略成一大钟形”的说明?

“巧合”持见者，主要是曲解了1925年9月23日上海《申报》上的一则新闻报道。该报道中云：“记者又询以全图形势，似一大钟形，闻委员会中人言，寓暮鼓晨钟之意。然否?吕君曰此不过相度形势，偶然相合，初意并非必求如此也。

吕彦直的回答只有20个字。这20个字，讲述的是吕彦直的创作过程，完全符合创作设计自身的规律。

首先是“相度形势”，即从实地踏勘、考察中，吕彦直发现，中茅山南坡的这一墓地地形有覆钟之势。这一地形地势无疑触动了吕彦直的创作灵感——钟、木铎警钟、自由钟!孙中山为唤起民众，奔走呼号，终生奋斗，他的事迹不就犹如振声醒民之木铎吗?他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就是木铎警世之声吗?

其次是“偶然相合”。学贯中西的吕彦直十分清楚，关于钟的象征意义，不仅中国人重视，外国人也一样重视。其中，自由钟就是美国的独立象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学说，来源于英美，是美国总统林肯“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直接翻版，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也源白于西方。中茅山南坡天然之形势，正好与大钟形象相合，把中山陵墓的整体形象顺势提炼为一覆地之大钟，不就正好寓木铎警钟、自由钟之意吗?“偶然相合“中的偶然，有碰巧之意。而要能“碰”得上这个“巧”(机遇、机缘)进而“相合”，则必须要有“相合”之两方面的存在，即，首先是中茅山存在一种钟形的地势，其次为吕彦直有关于大钟的知识储备和过人的识力。

只有具备了以上两方面的条件，才有可能“偶然相合”。专业研究者把吕彦直的原话演绎为“原来并不是想设计成‘大钟’形状的，只是侥幸撞对国民党的心思门路而已”，实属曲解。

其三是“初意并非必求如此也。”演绎者引用吕彦直的这句话时，往往回避或者忽略了“必求”二字，此处吕彦直所明确指出的是，大钟形的设计理念，则并非踏勘、考察之前(初意)就“必求如此也”，而是在踏勘、考察之中，为地形所启迪，进而获得创作设计灵感并最终成就之。

吕彦直行文的遣词用字是很讲究的。其所设计的图案显示，中山陵墓的范界明明就是一个大钟，却没有直接说“其范界成一大钟形”。而是加上了一个“略”字——“其范界略成一大钟形”，使语气骤然谦逊，语义更为含蓄。此一“略”字之加，尽显吕彦直文化涵养之深厚以及其大家风范。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墓“其范界略成一大钟形”这一神来之笔，之所以能“吸引眼球”，成为人们称许、赞叹的焦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木铎警钟”是时人对孙中山革命形象，或曰“中山”符号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这种集体潜意识一经吕彦直点化，便引来山呼海应，集体潜意识随即上升为一种集体觉悟，集体理解，直至成为一种民族共识。

孙中山一生奔走呼号，不懈地宣传和推广民主共和的理念，借以唤醒民众，推翻专制帝制，走向共和。孙中山身后，遗留给中华民族的三民主义学说，民主共和思想，犹如不朽之木铎，长鸣之警钟，继续发出其振聋发聩之声。把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孙中山唤起民众的奋斗事迹，把孙中山的伟大形象，淬炼成“其范界略成一大钟形”的中山陵建筑设计方案，从而创作出一个最高形式的“中山”符号，把民众对孙中山的集体潜意识，集体理解，凝聚为一种民族共识，这就是建筑师吕彦直的历史贡献之所在。

吕彦直对中山符号的表达

如果说，“其范界略成一大钟形”的中山陵，是“中山”符号的最高形式，那么，巨型十字架则是吕彦直对“中山”符号的独特表达。

1　孙中山的基督信仰

1883年底，孙中山入读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院后，与陆皓东、唐雄3人一起在香港必列者士街2号2楼的纲纪慎会堂，接受了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C.R.Hager)主持的洗礼，受洗成为基督徒。

基督教是孙中山的终生信仰。

国民党史学大家冯自由证实：“总理自倡导革命以来，所设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团体，其誓约均冠以当天发誓字样，是亦一种宗教宣誓的仪式，盖从基督教受洗之礼脱胎而来者也。”陆皓东之侄陆灿在回忆中也说，在一次兴中会入会宣誓仪式上，“孙博士第一个宣誓，把他的手放在《圣经》上，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其他人旋即照办。”我们也经常看到欧美国家元首，比如美国总统手抚《圣经》宣誓的镜头。

审究孙中山终生宣传并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互助，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等观念，无不来自于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尊重人权，把人的生命看作是来自上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也给人以选择的自由，人人应有个人的自由意志。孙中山把基督教的平等、自由看成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宣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规定人民有人身、居住、迁徙、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教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等项权利。他庄严宣告‘中华民国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鼓吹‘全民政治’、‘直接民权’。他在‘禁绝赎卖猪仔’文中反复重申：‘尊重人权，保全国体’。中华民国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受，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2　以十字架提示墓主的宗教身份

孙中山与基督教团体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流亡海外期间，常到教堂去演说，回到国内，只要当地有教堂，他同样也会到教堂去演说。他关于基督教的演说，致各基督教团体的信函等，早已通过报纸传媒传遍世界各地。作为时代中之人的吕彦直，对此是相当熟悉的。

吕彦直是个学者型的建筑师，1926年应征广州中山纪念堂图案设计时，竟能将鲜为外省人所知晓的“五羊献穗”典故也发掘出来，并凭此提炼出“稻穗羊头”图案，作广州中山纪念堂的柱头饰。后来，广州市的市徽就是以吕彦直的这一“稻穗羊头”图案为蓝本绘就的。

在设计孙中山陵墓时，吕彦直当然按照自己的专业习惯，搜集孙中山的全部图书资料，并不放过任何一个相关信息。孙中山逝世后，宋子文曾代表孙氏家族发表声明称：孙中山“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徒而死，且一再言其一生主张政教分离，孙之家属亦奉基督教，因孙有遗言决议，虽当中同志多非基督教徒，而仍举行宗教式家祭礼。”

宋子文的这一声明，强化了吕彦直对孙中山基督徒身份的认知。为提示墓主的基督徒身份，尊重墓主的宗教信仰，寄托对墓主的哀思，将孙中山陵墓的平面设计成为大钟与十字架的叠加，便是建筑师吕彦直对中山符号的独特表达。

宽38m，长162m的祭堂平台，是十字架的东西向横杠，自祭堂背后的墓室圆顶南下至“大钟”底部的陵门处，分别串联起墓室、祭堂、台阶、碑亭。陵门的长约260m、宽约40m的中轴线，就是十字架的南北垂直主干。大钟是西方教堂钟楼上的核心器物，而十字架则是基督教信仰者去世的象征符号。西方教堂是“上帝的寓所”，教堂内往往直接设置墓室。能入葬教堂内“与上帝同在”，是基督徒的最高哀荣。在墓前竖立一个十字架，是千百年来基督徒死后墓葬的惯例。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把他的陵墓平面设计成大钟与十字架的叠加，既是对墓主宗教信仰的提示和尊重，也是对孙中山的崇敬和怀念的最直观的表达。

建筑师习惯以图形表意，吕彦直也不例外。中国是一个奉儒学“孔教”为道统的国度，难以兼容耶稣基督。，吕彦直深明此意。因此，在《孙中山先生陵墓建筑图案说明书》中，只提中山陵墓“其范界略成一大钟形”，而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十字架”的问题。正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几十年之后，当大钟形的陵墓范界被长大成林的树木遮蔽“隐藏”掉时，那个近乎白色的巨型十字架却依然醒目地静卧于碧波万顷的林海松涛之中，其上空回荡的依然是永不消散的浩然正气。

3　博爱坊的佐证

巨型十字架的根部，矗立着一座高11m，宽17.3m，三间四柱三楼的石牌坊。牌坊中门横楣上之石匾，镌刻有孙中山手书“博爱”二字，并因此而得名“博爱坊”。牌坊、匾额，均为中国传统建筑物上特有的文化标志。

吕彦直既然以“中国古式”设计中山陵墓，那么牌坊、匾额这些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元素就绝对少不了。在选

取匾额用语时，吕彦直是很有一番研究的。比如，以“博爱”匾镶嵌于陵园入口处的牌坊上，以“天下为公”匾镶嵌于陵门正上方，以“天地正气”额镶嵌在祭堂重檐博脊上，以“民族”、“民生”、“民权”分别镶嵌于祭堂的三个拱门的额坊上。布局考究，章法严谨，其先后秩序不容错乱——最高处的祭堂重檐博脊上的“天地正气”额，是与最低处之墓道起点牌坊上的“博爱”匾相呼应的。陵门上的“天下为公”匾，则与祭堂三拱门额坊上的“民族”、“民生”、“民权”相因果。吕彦直布局的这三组六副匾额，融博爱、三民主义、天下为公于一体，高度概括了中山学说和中山精神，尤其画龙点睛、激发后来者志气之功用。

此外，吕彦直所选取的这三组六副匾额的用语，还蕴含着丰富的中山文化信息。仅以“博爱坊”为例。

“博爱”是基督精神的核心，指对人类普遍的爱。孙中山生前提倡博爱，题赠友人最多的就是“博爱”二字。据不完全统计，有60件以上。比“天下为公”的39件还要多出11件以上。除“博爱”外，孙中山的题词还有“世界大同”、“共进大同”、“天下为公”等等。中山陵陵门上的石匾题字就是“天下为公”。从词义的远近看，“大同”当然比“博爱”更加接近“天下为公”。如果墓道南端的这座石牌坊上的石匾题词用“大同”二字，则与墓道北端陵门上的石匾“天下为公”题词在语义上更加接近，牌坊名之为“大同坊”也未尝不可。

这座石牌坊是中山陵建筑群的门面，石匾又是牌坊上之焦点，孙中山的警语题词甚多，随便摘取一个都可以堂而皇之地镌刻于石匾上，比如“天下为公”，“共进大同”，再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等。石牌坊因此而名之为“天下为公坊”、“大同坊”、“共进坊”、“三民主义坊”、“五权宪法坊”等都同样叫得响。为什么吕彦直只选“博爱”?

以笔者浅见，吕彦直之所以独选“博爱”二字镌于牌坊石匾上，并名之为“博爱坊”，原因有二：一是吕彦直对孙中山有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博爱”是孙中山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孙中山毕生的政治追求。孙中山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以爱人类爱和平，爱国家爱民族为奋斗目标。因此，根据牌坊在中国建筑中的传统地位和作用，以孙中山手书之“博爱”二字镌刻在陵墓的入口牌坊上，既可收颂扬、表彰孙中山的博爱精神，弘扬孙中山的博爱思想之功，又可有海涵孙中山全部思想之用。二是取“博爱”二字，实为与其身后的巨型十字架，乃至整个陵墓平面图案的构思、文化语境相称相吻。正是根据这一点，笔者确认吕彦直设计的孙中山陵墓平面图案为大钟与十字架之叠加。

作者：卢洁峰，当代广东研究会理事原《广州建设》报执行总编

收稿日期：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