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时间：2021-01-05 20:05:14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两汉的今古文经历了斗争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受政治影响很大。在政治和学术的共同影响下，今古文经走向了统一。在今古文经的融合中，许慎和郑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郑学的出现是汉代传统经学改造和融合最终完成的标志。
两汉今古文之争融合许慎郑学
一、斗争
西汉哀帝之前立学官五经皆为今文经，当时古文经未出，故“古今文经”名称未立，无所谓争论。大胆地系统地提出各种古文经《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等，要求立学官，以与今文十四博士相抗衡者是刘歆。但刘歆的建议遭到今文博士抵制，至此始有今古文之争。就史书记载看，较重要之斗争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汉末年，其他三次发生在东汉初年。
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提出为《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立学官的建议遭到太常博士反对。刘歆为古文经立博士理由有二：一、今文经因遭秦火而残缺不全，古文经则较完备，可补今文经之缺。如《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又如《礼古经》（古文《逸礼》）比高堂生之《仪礼》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即《逸礼》）；二、古文经较今文经可信。以《左传》为例，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而公羊、榖梁等人则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于亲见详略不同，可靠性亦不同。博士们一方面辩解说今文经是完备的，另一方面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的。另有一些博士“不肯置对”。刘歆求助于孔光，孔光亦不肯帮忙，刘歆在一气之下写成一封著名之信《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刘歆传》）：“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因言辞激烈引起众博士大哗，“诸儒皆怨恨”，当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相抗议，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因得罪掌权大臣，恐诛，请出外任。第一次古今文经学的斗争以古文经失败告终。直到王莽执政，重用刘歆，扶持古文经学，《古文尚书》、《礼》、《春秋左氏传》、《毛诗》、《易》及《周礼》都立了学官，古文经学才第一次取得合法地位，但“新”朝短命，古文经博士又都随之废除了。
第二次今古文之争起于东汉初年光武帝时期，韩歆上疏要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刘秀让臣下议，建武四年（公元28年）正月召集公卿大夫和博士官至轮台就韩歆之建议进行辩论。今文博士范升加以反对，其理由如下：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二、授受不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三、“非先帝所立，无因得立。”四、“近有司诸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此比类，亦希置立。《京》、《费》以行，次复《高氏》、《邹》、《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纷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卒立《左氏》”（见《后汉书·范升传》）。李封为其博士，李封死后，不复立之。古文经学家虽未取得真正胜利，但相信古文经者日多，以至朝廷帝王亦倾向古文经。
以后今古文斗争不断，但较零星，较重要的有两次：一、章帝时古文经对今文经的全面挑战。章帝特好《古文尚书》和《左传》，喜贾逵之学。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贾逵入宫讲授经学，令其“发出《左氏》大义长于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又命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与《尚书古文》异同，贾逵集为三卷上奏，帝善之。复命撰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并作《周官解诂》（《周官》即《周礼》）。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材生授《左氏》、《榖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见《后汉书·贾逵传》）。由上可见，有最高统治者支持下的古文经对今文经展开了全面挑战。二、东汉末年何休与郑玄之争。桓灵时期，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纯用今文说，不引《周礼》一字，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郑玄站在古文经学家之立场，针锋相对地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观之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见（《后汉书·郑玄传》）由上可见，从东汉到西汉，今古文的斗争中古文经学由弱而强，渐占上风。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末年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途之争，东汉初年之争是维护道统之争。因东汉时古文经者亦可入仕，古文经学者亦有反对为部分古文经立博士之建议，乃为维护道统也。
二、融合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走向了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今文经更加谶纬化。皮锡瑞《经学历史》曰：“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甚。《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按传统说法“齐学”即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齐诗》学迷信最重，也灭亡的最早。二：今文经越来越繁锁化。桓谭《新语》：“秦近君能说《尧典》二字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以至统治者要求“删减经说”，桓荣、桓郁父子也删减经说。班固就今文经的繁锁化批判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后世传经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世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忌也。”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家中出现了一大批在学术上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特别是许慎和马融两人，对古文经学的发展和胜利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许慎（58年—147年），字叔重，河南郾城人，贾逵的学生，博通经书和群书，一生经历了从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哀帝、安帝、顺帝、质帝到桓帝，共九帝。100年—121年历时22年撰成《说文解字》，此书收集小篆、古文（战国文字）、籀文（大篆）等，共9353字，《说文解字》每个字的字型、训诂都极简要，全书不过13万3千字，主解字之本义。人们读古书、经书及汉代法律诸字在此皆可得到解答，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并使古文经学中的文字学、训诂学第一次成为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问，至今仍有巨大意义，是研究文字学、训诂学和汉代经学所必读书。这部著作的出现，对于不懂文字形、义，只知依据隶书进行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是一个严厉的驳斥，它显示了古文经学具有坚實的基础，有力量排斥今文经学。
本来今古文经学只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两个不同宗派，尽管其学术源流、治经方法、对经义解释不同，但两者之间无根本厉害冲突，其在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所以从王莽时统治者就对其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东汉统治者从刘秀始就对今古文经学有一定重视，其目的是扩大其统治基础，以争取和网罗更多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这是两者走向融合的根本原因（政治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主要是由古文经学大师完成。古文經学大师多能博通今古文经说，因此其自身学术素养就具备了促使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条件。古文经学在东汉虽获巨大发展，但终东汉一代未得立学官，即始终是私学，非官学之地位，故古文经学家都锐意于学术上之进取，锐意于学术之完善以便战胜今文经学，故十分重视吸收今文经学之长处来充实发展自己。
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努力的，当数许慎。其《说文解字》中对字义的解释，虽多采古文经说，然亦兼采今文。这种兼采，正体现了融合的精神。更能体现融合精神的，则是他的《五经异义》。由该书可见，许慎于有争议之每一事，皆先列举今、古文说，然后以“谨案”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看法。其中大部分肯定古文家说，反映了许慎作为古文经学家的基本立场，但也有一些是肯定今文家说的。如关于服役的年龄问题，即肯定今文《易》孟氏说和《韩诗》说，而否定《古周礼》说；而关于田税则肯定《周礼》说，等等。可见，作为古文经学家的许慎，却并不固执其古文家说，而是以一种较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今、古文经说，是则肯定之，非则否定之。且由此亦可见许慎对传统的今古文经学皆已不满，而企图对之加以改造，这些都说明了许慎在融合中的作用。
最终完成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是东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生于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年轻时外出游学十余年，年过四十回归故里，一边教学，一边从事著书，他立志“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见《郑玄传》）郑玄遍注群经，其注经方法的特点是打破今古文学之界限，“博综兼采，择善而从，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当时人读郑玄，可“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据考证郑玄的著述有六十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流传至今的是《三礼注》、《毛诗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郑玄注经的特点，即郑学的特点。郑学，即郑玄对经书的解释，主要是注释。其特点有二：一是简约；二是兼采。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非郑玄这样博学宏通之大儒不能胜任。经过他的这一番改造，今古文的界限不见了，家法、师法的藩篱不见了，而使经学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学者称之为“郑学”。在汉末经学派系林立、官方经学烦琐可憎、学者无所适从之时，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简明扼要的郑学的出现，自然使人们感到新鲜可喜，“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传》），皆争趋而学之。郑学的产生是今古文经学斗争与融合的产物，在经学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由于郑学既简约又博采众家之长，可以有“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之效果，比之其他诸家经说，特别是繁琐的今文经学，具有巨大的优势，于是学者皆宗郑学，郑学行，而两汉今古文经学不传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