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在传统小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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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文解字》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它建立了揭明汉字构造义理的六书理论，开创了新的、科学的、字典式字书体例，保存了大批古文字资料，同时也起到了规范文字的作用。《说文解字》对字义的训释方式，大多成为后来训诂学常用的方式。因其训释之精当，它历来广为训诂家们所倚重。《说文解字》主要从字形的分析上建立了一套形声系统，从而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古音资料，成为考定上古语音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说文解字》；传统小学；地位
中图分类号：H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7)01－0029－04
收稿日期：2006—11—10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04YYB007)
作者简介：张其昀(1946—)，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一
我国传统小学包括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由《尔雅》滥觞，进行字义研究，进而疏通章句意蕴，就产生了训诂学。由《说文解字》开端，进行字形研究兼及字义、字音研究，就产生了文字学。由《释名》起步，以声训来解释意义，转而走向古音声韵的研究，就产生了音韵学。自汉魏以来，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即已形成。
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国文字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它对我国文字学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1．《说文》建立了揭明汉字构造义理的六书理论
文字并非神授，乃由运用文字的人们所创造。人们是如何创造的?这有种种说法。许慎在《说文序》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尽管这里将文字之创造归于一人，这是不对的(当然，此观念之产生，原因是在于时代之局限)，但是其所谓“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的意思，是说文字是在受客观世界的启发下创造出来的，这则是颇有见地的。事实上，文字是由描摹客观物象的图画演变而成的——不仅仅我们的汉字，世界其他文字皆然。汉字结构之间，理性存焉。许慎之前，至迟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初步懂得汉字是有结构理性的文字，是可以进行形体分析的。到了汉代，人们，特别是一些经学家，更是将字形分析作为其陈述经义的修辞手段。“六书说”在人们分析字形的实践活动中已初现端倪。许慎正是从前人和时人对于字形的分析中受到启示，将产生于分析字形实践活动中的初级“六书说”加以提炼和提高，建立了比较科学的能够大致揭明汉字构造义理的六书理论。其《说文》运用六书理论，探索文字的结构机理，考察文字形、音、义及其间的关系，对汉字进行了全面研究。六书理论，教给了人们文字学意义上的“识字”方法论。北齐颜之推论经典文字，曾曰：“许慎检以六文(即六书)，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颜氏家训·书证篇》)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说文》，生在离造字时代几千年后之吾辈，即便未必仍如颜氏所说的对于汉字“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但所掌握的汉字知识，特别是结构知识殆不可能如此之丰富。
2．《说文》开创了新的、科学的字典式字书体例
我国字书之编纂，起源甚久。最早的一部《史籀篇》，作者据说是周宣王时代的太史籀。尔后，秦代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西汉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扬雄作《训纂篇》，这些都是童蒙读物，不是字典。《尔雅》可以说是一部词典，但它是按义分类的，且其所释义多为引申义或假借义。实际上它是以训诂存文字，是五经训诂的汇编，并不算专门的字书。扬雄还撰有一部《方言》，是为我国方言学创始之作，可视为方言词典，但它也取分类札记的方式，体例同于《尔雅》。《说文》则不然。《说文》以形体分析为基础，建立540部首，将9353个文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说文叙》)，形立而音、义易明。540部首非义类标目所可比拟，它是查检文字的根据。依其部首可检其文字，察其文字可明其部首，因而《说文》是一部真正的字典。《说文》之后，历代多数字典采用了《说文》的部首编制；它们所建立的部首，也都是在《说文》540部首的基础上加以归并、省简的结果。
3．《说文》保存了大批古文字资料
《说文叙》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文》收字以小篆为本，还兼收籀文和古文。书中标明籀文的有220余字。这为人们研究后世发现的《石鼓文》和《诅楚文》等实物性籀文资料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文献性资料。《说文》中标明古文的约500字。我们发现的较早的古文资料是自宋代以来相继出土的魏《三体石经》残石上的古文。晚近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一批竹简、河北中山国故地出土的中山王器，均让我们见识了不少原始性古文。《说文》中的古文有不少写法与上述实物性资料中的写法相同。将《说文》中的古文与宋初郭宗恕《汗简》中录存的古文相比较，也多半相符。可见《说文》所载古文是大致可信的。研究小篆的形体构造，当然离不开《说文》其书。《说文》所收9000多字是用小篆写出来的。小篆是秦统一后，“书同文字”，颁布通行的标准字体。但是，因为秦王朝的短命，所以小篆作为标准字体也为时不长。到了汉代，通行的是隶书。除了钤印类用字以及书写某些“高文典册”尚多使用之外，小篆作为一种书体通常已不再被使用了。虽然秦始皇游历所至，每每勒石纪功，有峄山、泰山、琅邪、芝罘、东观和会稽等多处刻石：其后秦二世巡行各地时．又加刻诏书和从臣姓名于其上，留下了一批篆文字样；但那时尚不知拓墨之法，因而普通人无由得见那些字样。至汉代，人们一般都不认识篆文了，篆文已成了为人们所隔膜的“古文字”了。虽然朝廷官员书写奏章也有仍用篆文的，但往往也出错。据《史记·万石君列传》载，郎中令石建在用篆文写奏折时，竟然把常用字“马”字给写错了：下部是五条线，只写了四条，落了一条。(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云：“马字下曲者尾，并四点为四足，凡五。”是说恐非。汉初，奏折之类“高文典策”的书写大致还是用的篆文。再说，如果四足是写成四点，那与表示马尾的曲笔区别显著，不大会落去一点的。而篆文写法的足、尾都是长线条，所以易于出错。)这里所载是西汉前期的事，延至许慎所处的东汉中期，想人们对于篆文当愈觉陌生。而《说文》列出篆文洋洋9000余，岂不堪称一部篆文大观!岂不让人们大开了“识古”的眼界!
篆文是汉字形体的首次统一和定型。篆文形体是省改籀文、参酌古文而成。将篆、籀文、古文进行比较，可以考察出文字形体定型化的一般规律。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说文》保存了篆文以及大批籀文和古文的字形，因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古老文字的
辨识进而去辨识更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等等。
4．《说文》起到了规范文字的作用
文字之创造，非出于一时之间、一人之手。同一字的写法，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文字形体不统一的情况，在甲、金文中就不鲜见，同甲同器的同一个字，就可能有不同的写法。《甲骨续存·下》第224片“福”字就一写作“示”左“畐”右，一写作“畐”左“示”右。中山王鼎铭里的“余”字与壶铭里的“余”字形体构造也各异。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长期的割据状态，书无定势、字无定体的混乱局面尤为严重。所谓西土籀文、东土古文的概念，只能划分出东西方文字在书写风格、字形法式上的大致区别。就是东土古文，东方各国之间也往往很不一致。秦商鞅变法，在国内曾进行过统一文字的工作，但其变法昙花一现，故统一文字工作仅维持一时。始皇统一后，采取了“书同文”政策，但事实上所“同”的只是官方文书，当时民间通行的文字，未必就是官方法定的篆文。且秦不过二世而亡，其势亦不能将“书同文”全面展开。炎汉承秦，文字仍然相当混乱。凤凰山汉墓遗策，“于”、“杅”同“盂”，以“柤”为“锄”，似乎不是书家的变通，而是当时那种大局上的文字使用情况的反映。汉代的碑刻，更是异体繁出，如，“本末”字作“大”下“十”，“器皿”字作中从“工”，等等，不胜枚举。钤印好用篆文，但字形也很混乱。据说，东汉初光武帝时，伏波将军印上的“伏”字就写成“犬”外向。而成皋县的令、丞、尉三颗官印上的“皋”字，就写成三个样子：令印为“白”下“羊”，丞印为“四”下“羊”，尉印为“白”下“人”、“人”下“羊”。因此，马援上书，论文字之讹谬，要“荐晓古文字者”“正郡国印章”。(《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
应当说，统治者对于文字规范化工作是重视的。西汉爰礼说文字，以及《急就》、《训纂》等识字课本的刊布，都曾对规范文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全面系统地整理文字，对文字的规范和统一产生广泛而长远影响的，只能首推《说文》。明代陈澧说：“汉人用字多通借，……实以无分部之字书，故至于歧异耳。《说文》既出，而用通借之字者少矣。”(《东塾读书记》)这话就说到了《说文》规范文字的作用。
毋庸赘言，《说文》全面地分析文字的形体构造，这是对文字进行根本意义上的规范。《说文》还纯粹从正字法的角度指明一些字的书写规范，教人如何下笔。比如“鸟”字的说解中称“鸟之足似匕”，“虎”字的说解中称“虎足象人足”，即是。
《说文》所规范的虽然只是篆文，但是它对隶、楷的形体书式也明显地起到了指导和约束的作用。《说文》客观上成了历代规范文字的圭臬。魏张揖著《埤仓》、《广雅》，邯郸淳建《三体石经》，皆于《说文》有所采录。唐颜师古《匡谬正俗》、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等字样学著作，阐发篆、隶、楷演变的过程，规范字体，其所依据的主要是《说文》。自唐代大兴字样之学至今，汉字文字形体比较稳定，这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说文》当初所起的规范和统一的作用。
二
《说文》对训诂学和音韵学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释字义就是训诂。汉代，我国训诂学诞生并形成训诂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说文》对字义的训释方式是有继承、有发展、有创造的。这些方式，大多成为后来训诂学常用的方式。比如，(1)换名，又称代言，亦即所谓“一字为诂”；(2)以属名释种名；(3)标明义界，即下定义；(4)描述譬况。其描述譬况训诂方式的运用最为丰富，也颇多精彩。比如：“黑：火所熏之色也。”“琮：瑞玉也，大八寸，似车钮。”前例以十分浅显的譬喻解释了为人们十分熟悉然而却难以言状的一个颜色词，其训释方式直至今天仍见运用。比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同一个词解释作：“像煤或墨的颜色，是物体完全吸收日光或与日光相似的光线时所呈现的颜色(跟‘白’相对)。”在以现代科学的观点作出的解释之前，仍用了一个与《说文》中的譬喻近似的譬喻。后例在标明义界之后，再就被释者之大小、形制作出描述和譬况，使得其释义周密而形象。特别以下几种描述譬况的训释方式，更为字义训诂开辟出新的道路：(1)“实”、“业”、“德”三品相互为训。比如：“广，殿之大屋也。”“测，深所至也。”“斤，斫木也。”此三例依次是以“实”训“德”，以“实”训“业”，以“业”训“实”。(2)并释意义相对的另一字，于比照中明其意义的训释方式。比如：“脂：戴角者脂，无角者膏。”(3)以引证为训辞。比如：“润：水曰润下。”
《说文》因其训释之精当，不胫而走，在汉代就广为训诂家们所倚重。晚许慎几十年的最著名的训诂家郑玄注《周礼》、《仪礼》，就曾援引《说文》以解词义；应劭著《风俗通义》，也征引过《说文》；三国时的曹操在他所写的命令里也援引过《说文》。唐代是训诂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一些训诂大家，如颜师古、孔颖达、贾公彦等都曾称引过《说文》；陆德明《经典释文》和李善《文选注》征引《说文》尤多。释玄应和慧琳的两部《一切经音义》捃摭藏经，为之音义，其注释训解，广引群籍，《说文》便是二书援引较多的古籍之一。包括训诂学在内的传统小学，至清代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作为清代训诂学最重要代表作的王念孙《广雅疏证》，无论是对《广雅》作义证，还是作校勘(当然也包括对疏证中所涉及的材料做训诂和校勘的工作)，常常引用字书经籍以为根据，《说文》便是其引用最多的古籍之一。可以毫不夸饰地说，《说文》的训诂，代表了郑玄之前训诂学的最高成就。
音韵学即古音之学。《说文》主要从字形的分析上建立了一套形声系统，从而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古音资料。人们可以根据《说文》中有关形声字的四种语音关系来探求古音：声符与形声字、同一声符的读音不同形声字、同一读音形声字的不同声符、同一读音的形声字与非形声字。后来清代“说文学”家们正是主要根据这些语音关系，参照《诗经》以及《楚辞》和先秦其他韵文的押韵，考定先秦的语音结构和整个的语音系统，从而最终建立起上古音韵学的。段玉裁作《六书音均表》，分古韵为17部，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说文》的谐声偏旁。除段氏之著之外，江沅《说文音韵表》、张惠言《说文谐声谱》、江有诰《谐声表》、严可均《说文声类》、苗夔《说文声读表》，等等，都是利用《说文》探讨古音的重要著作。
《说文》释义，也运用声训。比如：“羊：祥也。”“木：冒也。”“窠：空也。”“尾：微也。”“门：闻也。”这些声训材料，与刘熙《释名》相得益彰，实为古音研究导夫先路。
此外，《说文》之“读若”、“读同”，《说文》之重文，都为人们研究上古音，特别是上古音的对转与通转提供了一些珍贵资料。比如：“莙：从艸君声。读若威。”“冰：凝，俗冰字。”前例“威”为喉音，“君”为牙音，可证喉、牙音接近而可通融；后例，按在《广韵》里
“冰”为笔陵切，“凝”为鱼陵切，已非双声，可知二字由本来同音转为异声同韵。综而论之，把《说文》认为是古音研究的一支偏师，这应是允惬的看法。
三
《说文》是我国文字学之第一要著，研究文字自然要研究《说文》。自《说文》问世后，虽经王朝更迭，世事沧桑，但围绕《说文》的研究和创作总在进行着。延至清代，特别是乾、嘉、道三朝，鸿儒硕彦，辈有其人，户蓄许书，家谈字学，对于《说文》的研究终于演变成作为我国文字学之骨干学问的一门学问：“说文学”。数典不忘祖，学界又往往称“说文学”为“许学”。道光时经学家俞樾说：“自秦汉以来，篆隶递变。而古圣人创造文字之精微，其存十一于千百者，实赖有汉许叔重氏《说文解字》一书。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见道，外是无由矣。”(《儿苫录序》)这一意见，可以代表整个清代治“说文学”者之共识。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所附《引用诸书姓氏录》统计，整个清代，治《说文》并有著述传世者有200余人，其较著名者亦有约50家。清代对于《说文》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既有对《说文》作通盘研究的，又有作局部或单项研究的。局部或单项研究包括：或总论六书，或专治一书；或侧重研究形、义，或侧重研究字音；或考释《说文》正篆，或考释古、籀重文和离辨俗字；或稽考《说文》征引，或稽考新附字和逸字；或校勘二徐本子，或就二徐本子笺异；等等，不一而足。“说文学”与清代再次形成高潮的训诂学和登峰造极的音韵学一起，谱写出我国传统小学最为辉煌的篇章。概括而言，《说文》不仅是我国文字学之中心，而且也是训诂学和音韵学之重要质素，它在我国传统小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汉代首倡以经术取士。“夫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非先通小学无以通经。”(俞樾《小学考序》)传统小学历来被当作经学之手段与门户。而至清代，《说文》地位日益提高，遂被视同儒家经典，“说文学”遂被目为世间第一显学。王鸣盛就曾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馀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说文解字正义序》)郑玄遍注群经，为著名经学大师，训诂学第一巨擘，故历来有“郑学”之称。传统小学领域，上下几千年来堪与郑氏相伯仲者，惟许氏一人而已。王鸣盛也曾明确指出，治经“文字宜依《说文》，传注必宗郑氏”(《尚书后案·顾命》)。阮元在西子湖畔创立诂经精舍，就并奉许、郑二氏之栗主于讲堂之上。可以说，许慎和郑玄一样，也是我国传统小学历史上的一座高峰。
(本文原为提交给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的论文，此次发表前略加修改)
(责任编辑 言 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