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认知修辞学”

提要：我国几位著名学者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当前汉语修辞研究中所面临的方法老化，缺乏新理论等问题，主张深入挖掘、研究语言学理论。且强调要与国际接轨。本文依据此思路，论述了认知语言学(包括构式语法)与修辞研究在学理上、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有较大的重叠性和互补性，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尝试在前者的理论框架中建构认知修辞学，并佐以具体案例分析作说明。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构式语法　认知修辞学　基于用法的模型　象似性

一、引言

钱冠连先生(2004，2007)曾专题论述了关于注重理论建设，加强学派意识的观点。他于2004年在《汉语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叩问国内汉语研究有无学派，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文中还分析了汉语界无自己理论体系和研究学派的深层次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五种落后状态。由于该文基本道出了国内汉语界(其实也包括外语界)的关键问题，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后来《光明日报》连续两文响应，又被2004年首创的《中国学术年鉴》收录，尤其是后来还被教育部蓝皮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所收录，这充分说明这篇论文的份量，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

陆俭明先生(2008)也强调在修辞研究中必须具备语言学理论功底。从用法上来概述和描写各种修辞格和用法是必要的，但更应当从语言学理论或其他理论上分析其形成机制和认知动因。因此陆先生接着指出，修辞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较多地只停留在表面的描写上，未能深入分析研究各种修辞格、修辞方式形成的机制”。屈承熹先生(2008)在《合则双赢：语法让修辞更扎实，修辞让语法更精彩》中也表露了同样的思想。邵敬敏先生(2008)则从理论和方法老化、主动边缘化、未能处理好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进而呼吁必须在研究观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沈家煊先生(2008)则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上述立场。他以《诗人多难》为例，摘录其核心部分每个段落所引入不同诗人的开场白语句(共24条)，分出两种表达类型，不仅发现了其间的差异，且还上升到CL(Cogifive Lnguistis)中“距离象似性”的理论高度对其作出了合理解释。这说明发现修辞差异固然有必要，但解释其后的认知机制更为重要。

我想，这些著名学者的批评一语中的，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当前某些学者(或不少学者，也包括修辞学者)研究之软肋，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也很有见地，正如陆先生在文章结尾处呼吁“要寻求新的理论方法，不断推进理论方法的更新”。邵敬敏先生在文中也指出，必须跟国际接轨，要引进、借鉴、互动、交融、创新，并呼吁“关键是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我想，当前国内外已居主流学派地位的CL可为修辞学研究带来诸多启发。

二、从认知语法到构式语法

“认知语言学(简称CL)”指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来盛行于欧洲、北美、亚洲及其他国家，现已成为主流的语言学派。1989年春在德国杜伊斯堡(Duisburg)召开了第一届国际CL大会且成立了研究会，创办了“Cognitive Linguistics”期刊(每年四期)，德国的Mouton de Gruyter公司出版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系列丛书(已出第40卷)，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吹响了全面进军的号角，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形成了结构主义和TG学派让位于CL的总趋势。

CL原初主要包括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近来又出现了另一重要分支“构式语法(Con-strucfion Grammar)”，它是一批国外学者于上世纪80-90年代在反思TG学派的“天赋观、自治观、普遍观(仅关注核心语法(Core Grammar))、模块观、形式化、演绎法”等基本立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针锋相对地提出如下观点：

a　语言不是先天的，而主要是基于后天体验习得的；

b　不存在单独的语言能力，它与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密不可分；

c　不能仅专注于核心语法，还应当关注语言中的边缘性、非常规表达；

d　句法不是独立于语义和语用的，而是形义不分家的(对索绪尔符号观的肯定)，当用“象征单位(形义配对体)”来描写；构式是由一个或数个象征单位构成的①。语言中一切单位都是构式，它来源于生活体验和语言运用，有独立于词义的意义，具有单层性；

e　语言基本运行机制不可能基于形式运算，1+1=2的规则仅适用于很小一部分语言现象，“整合法”更具解释力，应当详析动词所出现的句法环境，关注能产生增义效应的结构；

f　演绎法固然有可取之处，但语言研究还应当基于对语言事实的观察和归纳，当用“基于用法的模型”，而不必像TG那样虚构什么普遍范畴、移位和空范畴等。

经过Fillmore(1985，1987，1988，1993)，Lakoff(1987)，Langacker(1987，1991)，Goldberg(1995，2006)，Croft(2001)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以及荷兰的John Benjamins出版社(专辑构式语法系列丛书，现已出版5本)和德国的Mouton de Gruyter出版社(已出版了数本构式语法专著)的支持，逐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语言理论体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构式是人们对频繁出现的语言现象进行范畴化(或概括化、固化)后在心智中形成的形义配对体，它代表着语言在人们心智中的表征形式，它们在心智中结成了一个大网络。因此语言就是构式的大仓库，在心智中体现为构式网络，代表着人们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据此就可为语言做出一个统一而又全面的解释。这一研究思路就决定了构式语法必然要采取从认知的角度探索语言的立场，这就与认知语言学的“现实一认知—语言”的基本原则完全吻合，探索语言表达式背后的心智表征形式(即构式)，这也为修辞的认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前很多学者将视线仅专注于语言中特殊表达(如习语、边缘用法、非常规修辞现象等)，以示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相抗衡。Goldberg(1995：6)将这一思路拓展到常规构式，论述了双宾、使动、动结等构式，使得该理论更具解释力，框架更趋完善。

CL的基本观点也得到我国学者的广泛响应，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零散介绍，此后开始全面引进和发展，21世纪发展更加迅猛，各大语言刊物此类文章明显增多(我们也很高兴地见到《修辞学习》也刊发了这类论文)，并出版了十多部专著，亦已形成初具规模的队伍，目前在我国也已成为主流学派。该学科(王寅，2007a)可作如下描写：基于体验哲学，以体验认知、概念结构、语义分析为中心，着重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机制，并通过诸如互动体验、意象图式、范畴化、概念化、认知模式(框架、ICM、ECM、心智空间等)、隐喻、转喻、识解(突显、参照点等)、关联、象似性等认知方式对语言各层面作出统一的解释。

修辞学也是研究语言理论与应用的学科，它与CL在学科设置上、学理基础上、分析方法

上、研究内容上、哲学基础上都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和互补性。构式语法处于语法与修辞的结合部，它的理论框架和具体方法也适用于辞格研究，可尝试有所发展地运用CL的基本原理和认知方式来论述语言表达中的修辞现象，建立“认知修辞学”，这可为今后的修辞研究开辟一个新方向。本文将从五个方面论述这两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佐以具体个案研究作说明。

三、CL与修辞学的兼容性和互补性

1　学科设置上具有兼容性

在我国学科设置中，修辞学被设定为三级学科，它归属于二级学科语言学，这一设置自有其道理所在。据此，语言学就一定能为修辞学提供厚实的理论基础，后者也当体现前者的研究方向。

要能将前沿语言理论运用于修辞研究，就必须知道当前国内外理论前沿在哪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句套话：要能踩着老师的肩膀向上攀登，就要知道老师的肩膀在哪里?要能走到学界的前沿，就必须下功夫叩问当前国内外理论前沿在何方?可谁都知道理论修养不是三两天的事，是长年寒窗的功夫，日积月累的结果，尚需：坐得板凳冷，享得清平乐，才能领略到前沿的风光，尝到理论的甜头。走捷径，找窍门，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管不了长远之计。只读译文(难免有瑕疵)而不读原著，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有时难免要陷入话说不到点子上的窘境。但要求汉语界同行都去读外文原著，恐怕也不现实，但有个权宜之计，读一读国内外语界的重要刊物，这还是能办到的。若要想将CL和构式语法都说到点子上，读一读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名家好作品，不无裨益!

国外的前沿理论不仅要引入到外语界，还要引入到汉语界，可做到这一步，“与国外接轨”谈何容易，要下大力气才能读懂原文!更何况，接上了轨还只是个开始，始于“克隆”，但要终于“创新”，还要努力将其本土化，有所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本文标题的含义所在。

2　学理基础上具有相通性

2.1　总原则的一致性

CL的核心原理可总结成“现实—认知—语言”，即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经过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认知是语言表达的机制，它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语言行进的方向；语言表达是认知的结果，受制于人类的体认。语言中的修辞现象也不例外，必定受制于一定的认知方式，换言之，一切辞格都是认知加工的结果。我们也十分高兴地看到王珏等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2.2　隐转喻认知理论

隐喻和转喻原本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国外在半个世纪前还多沿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将其视为语言层面的现象。CL于40年前正式提出隐喻不再是修辞层面的现象，而是一种思维手段。此后，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且还将其扩展至“转喻”、“明喻”、“轭式”、“仿拟”等辞格，这就为修辞学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近年来，外语界和汉语界很多学者都论述了隐喻认知机制，并用其来解释语言中的修辞现象，我和我的同事及研究生基于语料库也在这方面作了一点尝试，如苗萌将2006年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德国队对哥斯达黎加队，法国队对意大利队)的中英文现场直播(CCTV5，CTV)即时解说词(可直接反映人类思维的真相)全部转写为书面文字，建立了一个封闭语料，且从中摘录出英汉语言隐喻表达各615和581条，运用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和隐喻认知理论对其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英汉两民族在抽象层次上的概念隐喻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而在具体层面上的语言隐喻表达虽有一定差异，但亦可通过识解方式做出合理解释。语料调查的结果还修补了Kavecses(2002)和Deignan(2001)对喻体的分类方案。

李丽霞认为，汉语古代文献中的劝诫篇大量使用了“兴”手法，其劝诫力从本质上来说，就在于它可作为一种概念隐喻认知方式。她从《战国策》498篇短文中筛选出84篇以“兴”为典型特征的语篇作为语料，对本体和喻体作了较为详细的分类，在运用隐喻认知方式对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兴”在句法、语义、语篇和语用等方面的特征，并也以此为依据修补了K~vecses和Deignan对喻体的分类方案。

歇后语是汉语中一种常见而特有的表达形式，李桃峰在分析了以往对其研究方法之不足的基础上指出，歇后语也是一种隐喻性语言现象，前半句为隐喻表达，后半句揭示喻底，这类语言形式也反映了汉民族在认知和语言层面上的体验性和隐喻性特点，也可从认知方式角度对其作出统一解释。她也采用了定量加定性的研究方法，从八万多汉语歇后语中随机摘录出4515条，对其进行了分类统计和理论阐述，并佐以相关数据作出具体说明，首次尝试将歇后语上升到狭义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认知方式层面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

通感，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孟晓熙首次尝试运用认知语言家Grady的基本隐喻理论和Erzs6bet的通感理论，并收集了跨1700年千余首中文诗词中的245个通感隐喻表达，对其进行分类、归纳和统计，发现中文诗词中特有的通感隐喻类型和感官双向转移的特征，以其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通感隐喻模型”，用调查所得各种类型的频率数据来解释其间的规则分布状况，对Ullmann的通感模型作出了较好的修补。

李弘先生(2005)运用隐喻理论提出了语音隐喻，并以其解释了汉语中大量的谐音表达，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和机制解释，将隐喻研究从词汇、词法、句法、篇章层面又扩展到了语音层面。

CL对隐转喻的研究对汉语修辞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汉语界很多学者也尝试将此类辞格上升到认知层面加以论述，这些都可划归到认知修辞学的范围之内。

3　分析方法上具有互洽性

3.1　象似性与辞格分类

CL追求用统一的几种认知方式对语言各层面作出统一解释，我们认为该方法也适用于修辞学，众多的辞格(有人认为约200多种)背后不可能有如此多的认知方式，我们可尝试用有限的方式来对它们作出统一的解释。沈家煊(2008：8)、邵敬敏(2008：22)在论文中强调了象似性的理论价值和具体运用，徐默凡(2009：5)还运用象似性原则统一解释了语法性重复和修辞性重复。这使我们想起了十年前的尝试，运用几条象似性原则便可对大部分主要辞格分类，并能解释其认知机制，现将该表摘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详见王寅，2000；2007a：540)：

文学语体学中常说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修辞原则与CL中的“突显(Prominence，Salience)”也是一脉相承的。“陌生化”手法其实也是一种突显，故意偏离正常风格(采用间接言语行为，增大认知加工难度)，或将语义域中不熟悉的信息放大，将它们置于突显地位加以应用和描述，以取得一种特殊的修辞语用效果。我们也可以表中几条象似性原则为基础，采用偏离方式作突显处理，以取得特殊的修辞效果。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途径来统一解释辞格的认知机制，这只是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希望更多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作出更多的思考。

3.2　基于用法的模型和构式压制

正如上文所述，CL(包括构式语法)采取与乔氏演绎法不同的研究进路，提出了“基于用法

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和“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观点，重点考察各类词语所出现的“句法环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概括出各种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用法特征，较为深刻地掌握某一语言特殊现象。因此，一个语言中的具体句式，乃至句法范畴，只能相对于其所出现的具体语式来描写，这就是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先验的、普遍的句法范畴(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主语、谓语、宾语、及物分句、主句和从句等)的集合。

TG学派有一个重要假设，仅词汇有意义，句法只提供了组合词汇的规则，本身没有意义。许多学者于20多年前就认识到这一理论的重大缺陷，提出很多例证来说明构式意义的存在。将人们的研究焦点重新拉回到构式上来。如根据TG的动词论元框架，英语中“sneeze”为一价动词，即只能给句法分派出一个角色，其正常表达就是不及物构式，但人们在实际表达中还发现了如下说法：“She sneezed the tissue ofr the table.”将“sneeze”用作三价动词，这只能从构式结构角度才能作出合理解释。又如汉语中的“高”为一价形容词，常出现在主系表构式中，但若说成“小李高我一头。”也是可以接受的。又如一价或二价动词“分、饶”等也可出现在双宾构式中，如：“公司分了小两口一套房子。”“妻子饶了他这一次。”乔氏理论要么将这类现象简单归结为动词固有的配价特性，要么置这类现象于不顾，因为它们不属于核心语法部分。可是作为研究者，语言中既然有这样的异常表达，就应当正视它们，当对其作出合理解释。构式语法学家为此提出了如下解决方案，可带三个题元的双宾构式“压制”了句中的“sneeze”和“高、分、饶”，构式意义迫使词汇改变了内部论元结构和语义特征，这就是“构式压制”。这一观点就是依据“基于用法的模型”提出的。我们认为，该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批判语言天赋说，实践语言体验说；否定单纯演绎法，强调归纳兼演绎；反思假设与拟构方法，奉行所见即所得原则；摒弃规则限制法，力主结构图式法；破除形而上学，倡导回归生活世界；依据频率事实审视语言，反对凭空思辨和猜想；取消理论与实践脱节，兼顾二语习得规律。这是从理论角度来说的，从实践角度来说，这种解释特殊构式的压制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偏离常规的修辞性语句。

4　研究内容上具有互补性

4.1　构式语法与修辞研究

除了上文所述CL的有关内容与修辞学密切相关之外，近来亦已称为显学的构式语法，也与修辞学关系密切。

如上所述，语言中一切单位都可归结为“构式”，它既能产生常规表达也可产生特异表达，可望实现语言理论的简约性(语言各层次的基本单位都是构式，其间的差别仅在于长短、抽象和复杂的程度不同)、充分性(兼顾边缘和中心现象)和统一性(将语法的认知研究都归结为构式)，深化句法与语义的接口研究(以形义配对体为基本出发点)，以实现乔姆斯基所主张的三个充分性(观察充分性、描写充分性、解释充分性)，进一步拓展对人类一般认知能力和语言心智表征的理解。

构式语法学既关注语言中的特殊现象，又关注普遍现象，认为核心和边缘表达对于语言研究都具有价值，都应受到重视。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习语和特殊构式人手，着手先解决特殊的、复杂的语言现象，然后以此为基础来反溯和解释概括的、规则的、简单的核心现象，并通过描述某特殊构式能被恰当运用的条件，来逼近和描写具有概括性的讲话人语言能力。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了与TG学派普遍观完全相反的思路。国外学者如Wierzbicka(1987)，Fillmore，Kay and O’Connor(1988)，Jaekendoff(1997)，Kay and Fillmore(1999)，Goldberg(1995，2006)等，国内学者如陆俭明(2002)、徐盛桓(2004)、沈家煊(2006)、江蓝生(2008)、王寅和王天翼(2009)等都尝试对英汉语言中的一些特殊构式进行了分析，这些也可归属于认知修辞学的研究内容。

4.2　个案研究

我们(2009)曾尝试运用构式语法中“传承整合观”分析了“吃他三个苹果”构式的认知成因，现以此为基础简要论述汉语中“副名构式”的认知成因，算作抛砖引玉吧。

“传承”主要用来描写构式网络中构式之间的连接关系，可为其间的理据性关系作出统一解释。处于上义的、较为抽象的构式(Construction)可为处以下位的、较为具体的语式(Con-struet)提供理据(压制是其中一种)，较为具体的下一层级语式就从较为概括的上一层构式中传承到了相关信息。因此整个语言系统就形成了一个“传承性多层级(Inheritance Hierarchies)”的网络。

“整合”是指语词在组配时其整体意义不能从其部分中作出可靠预测，这就是完形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Langaeker(1987，1991)强调“语言仅呈现出部分组合性，主要遵循整合原则”。Taylor(2002：550)也指出，“严格的组合即使能遇到，也是很少见的。大部分表达(我很想说：所有表达)当被用于特定的上下文时，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非组合性的”。

我们将这两个观点结合成“传承整合法”，并尝试用来解释语言中很多修辞现象，如汉语中新近出现的“很德国”之类的副名构式③。首先，能形成该表达是有理据的，它不是凭空而出的，而是基于人们心智中某种(或多种语法)构式的(共同)影响形成的。通过分析所收集到的200多个例子，我们发现(各类文章此类例子太多，本文不再列举)，其中主要受到下图中四种构式的影响。另外，整个表达式也很难仅从字面上通过简单组合获得它所要表达的丰富含义。

1)受副形构式的影响

按照汉语正常表达，副词主要是修辞形容词、副词和动词的，用它来修辞名词，显然在心智中受到了这一表达的影响，我们还可见到一些既可用作形容词，又可用作名词的词语，如：“传统、道德、精神、人道、低调、灰色、新潮”等。或许它们如今被列为形容词也是受到这类修辞用法所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主张将副名构式中名词析为“名转形”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虽有道理，但也不很妥当，我们在心理上似乎很难将“德国”理解为形容词。

2)受主谓构式的影响

吕叔湘(1942／1990：26)曾指出，汉语中名词可转为动词作句子的谓语，如“明天星期五”。我们认为，汉语中形容词作谓语十分正常，谓语可用“很”一类的副词来修饰，那么名词既然也能作谓语，自然也就可以受到副词的修饰。依据这种表达就可类推出“他很苏州”之类的表达。

3)受隐现构式的影响

于根元(1991)曾将副名构式视为一种省略现象，如“他很书生”，可视为“他很书生气”的省略。那么大多副名构式，在名词后面可加上诸如“气、味、腔、调、样、性、主义、风度”等词语，因为当这些名词之后加上这类词之后，使其多少带上了抽象特征，而抽象特征就更靠近形容词

了，前面加“很”一类副词的接受度也就高多了。

我们知道，“德国”是一个表示国家的专有名词，由于当代社会的高度流通性和媒体的广布性，它已逐步在全世界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个突显的独特风格，代表“西方风度”或“德国味道”、“德国生活方式”、“德国形象”等德国所具有的典型性质。20多年前当人们初次在电视广告语中听到“蓝带啤酒很德国、很德国”时，感觉十分异样，觉得饶有风趣，现在此类表达频率高了，在耳濡目染式的熏陶下，部分国人运用隐喻机制和类推方法，又生成了如下说法：“‘很德国’的家具、‘很德国’的生活”。在副名构式之后加上名词，意义就明朗了。又如在“他在德国呆了几年，越发德国起来了”。句中的“德国”似可理解为“德国风格、德国情调”的省略表达。

4)受主表拷贝构式的影响

主表拷贝构式是指主语和表语为相同(或部分相同)词语，如：“王四海这人很是‘四海”’。例句中表语部分的“四海”是对主语“王四海”的部分拷贝。如果这句话中将判断动词“是”省去，说成：“王四海这人很‘四海”’。自然就有了“很+名”的表达式。

采用“传承整合法”来解释汉语副名构式只是很多解释方法之一，不是唯一方案。但这却可让我们打开另外一个窗口，开拓理论思索的视野，尝试真正从CL角度分析汉语修辞现象。

另外，我们还发现国内有学者在论述这类现象时，将诸如“非常、特别、相当、绝对、真、巨、单、多”等词修饰名词也视为副名构式，这是不妥的，因为它们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为“《现汉》”)中已经标注为形容词了。还有部分学者将诸如“灰色、新潮”等词(参见上文)也视作副名构式中的名词，这也是不妥的，因为它们已被标注为形容词。我们严格按照《现汉》将上两类情况全部排除出去。该构式中第一部分是“副词”，主要包括：“很、十分、挺、最、顶、极、特、尽、还、更、更加、够、太、越、越发、又、比较”等，可将其统称为“副词增强语”，多表示程度上的加强。第二部分是“名词”，它们在副词语义的压制下，大大衰减了其指称性功能，更加突显了该名词所表事体的“典型特征”，以使整个构式产生了丰富含义。

5　哲学上共基于辩证性

从哲学角度来看，构式语法的研究进路也符合辩证法规律。毛泽东(1937／1991：304，319)早就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构式语法的研究进路与这一辩证法思想完全吻合，主张从矛盾的特殊性入手，以其为基础便可达及矛盾的普遍性，因为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Gold-berg(1995：6)指出：可从分析非核心语法(特殊性)人手获得基本认识，再以其来解释普遍语法。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研究思路，以特殊现象为起点来反溯一般，将特殊与一般、归纳与演绎结合起来，既关注特殊，也兼顾普遍。构式语法的这一分析视角真可谓“独具慧眼”，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内容上的广泛性。

修辞学也具有这一意义，通过特殊表达来反溯普遍问题，通过偏离表达来解释语言中带有普遍规律的认知机制。说得通俗一点，连难以驾驭的、不符合常规的现象都能解释了，那些常规表达不就更容易对付了吗?因此，我们沿着屈承熹先生(2008)的思路似乎可以说“修辞是让语法更为扎实的必由之路”。

6　建立基于CL的认知修辞学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CL(包括构式语法)在许多方面都与修辞学有共通之处，这两个学科具有较大的重叠性和较高的互补性。修辞学主要研究如何有效使用语言，以及通过有标记用法来达到特殊的修辞效果，就与CL和构式语法的基本原理十分接近。各种修辞手段绝不是凭空而出的，而是认知加工的结果。辞格形成于具体的语言环境和表达应用，CL所倡导的基于用法的模型与修辞学这一基本立场不谋而合，两者都重视从实际运用角度论述语言的成因、过程和效果，都基于归纳法。

我们知道，很多学者对“修辞”作出过种种描述和定义，从古罗马昆特里安、18世纪法国的杜马赛到20世纪的Halliday、Spitzer、Perelman和μ学派以及唐钺等，都曾将修辞定位于“偏离”或“变异”，是一种对“自然的”、“常规表达”或“无标记”表达的变体。当然了，这种偏离不是毫无条件限制的，偏离和限制始终处于张力之中，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可体现在语言的不同层面上。一般说来，偏离要受制于语言规则、构式网络和社团公认。构式语法从研究特殊现象人手(后来也融入了正常表达)，论述常规构式和特殊构式问的张力关系，以及压制和传承机制，这同样适用于解释修辞中的偏离与限制。

CL认为语言是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修辞也是一种语言现象，那么一切辞格也都是认知加工的结果。据此，在CL大家族(包括认知语用学)中建立“认知修辞学”分支当算是水到渠成之事。近来笔者在《外语学刊》编纂了一组稿件，意在健全cL中各个分支，实现我们于2007年提出的基本思路，除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学之外还可增设：认知音位学、认知词汇学、认知辞书学、认知句法学、认知构式学、新认知语用学、认知语篇学、认知叙事学、认知符号学等。在这组稿件中各位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作了较好的论述，包括理论基础、基本内容、研究方法等。我们认为，将当前国内外位居前沿的CL，包括“构式语法(亦有学者直接将其称为构式语言学)”的理论取向和研究成果直接引入认知修辞学，不仅是可行的，且具有解释力，可望为修辞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源泉。由于修辞学是一门十分古老而内容丰富的学科，研究方法也是百花齐放(如辞格可达200多种)，因此，基于体验哲学和CL设立“认知修辞学”分支学科，尚需我们共同努力，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汇通更多学者的智慧，拟等时机成熟撰文专门论述“认知修辞学”学科的有关想法，这一方面可使CL的各分支学科体系更为健全，另一方面也为修辞学输送最新的理论营养，使其更加蓬勃发展。

修辞学的发展与壮大，就像文学和翻译学一样，经常需要借助语言学理论。我想，有了位居前沿的CL理论(包括构式语法)，一定能为修辞研究带来一个更新的局面，它们不仅在学理上具有相通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可行性。

四、结语

借本文写作的机会我还想强调，当前学界(包括汉语界和外语界)研究方向应将“形而下”坚定不移地与“形而上”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关注语言事实，更要重视理论探索。因此，未来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也应当定位于理论研究，且注意与国外接轨。“形而下”固然必要，没有语言材料就要说空话，无的放矢，但眼下更重要的是“形而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走理论创新之路。

话说到这里，笔者没有“国外月亮一定更亮”的意思。相反，我国老祖宗在语言理论和修辞学方面所提出的很多观点，比国外学者要早，且一早就是上千年(王寅，2007b；2008)，因此汉语界也有明显的优势。虽说CL在西方于20世纪80年代才算正式建立起来，但运用“认知”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却是由来已久之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我国汉语界从“认知和功能”角度研!究语言(包括修辞学领域)已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是由汉语自身的特点(欠形合，重意合)更适合从这个角度研究所决定的。不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且“我山之石，亦可攻玉”，在这“全球化”、“地球村”的年代里，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也要学习我国汉语界的研究成果，只有将中西语言理论结合起来，洋为中用，中西结合，才能对复杂的语言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尽早走出语言的迷宫。我们(2007b，2008)曾向同行反复呼吁，外语界的师生不能只念西方学者的书，老将眼睛盯住西方理论而忘却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特别是语言和修辞方面的论述，还以“语言体验性”和“隐喻认知观”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为例，证明了我们老祖宗早就提出了较为先进的理论。为能实现中西合璧的目标，可循之路当为：实践理论兼顾，引进发展同行，汉语界与外语界当携手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