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期白话诗遭遇的创作困境

摘 要：初期白话诗是中国新诗的起点，但是创作成就有限。初期白话诗的产生不是因为诗人内心自发的创作热情，而是为了满足文学革命的需要。初期白话诗人在人格和气质上多不属于诗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担起创造新诗的重任。同时，资源的贫乏、没有建设性的创作纲领、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所有这些共同困扰着初期白话诗的创作。

关键词：白话诗；创作动机；文学资源；创作纲领；批评标准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4014806 收稿日期：20071021

作者简介：刘纪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210097

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白话诗人开创了中国新诗，但是文学史历来对其创作成就评价很低。虽然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但是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作品。与同时期小说、散文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较，初期白话诗显得尤其幼稚、粗糙。本文力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揭示初期白话诗人遭遇的创作困境。

一、为何创作——初期白话诗人的创作动机

“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1]203。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中，阐述了自己创作新诗的动机，也反映了当时初期白话诗人的创作态度：新诗创作是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人的创作动机来自于一种外在社会目的，而不是来自于诗人内心的创作热情。

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2]295上述观点是有些片面的。历史上文学的“革命”，虽然表面上是形式的变革，但根本原因是因为旧形式无法表现新内容，无法传达创作主体的精神，所以突破固有形式，另创新体。

但是初期白话诗却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不是首先出现一种主体内在情志，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形式，而是为了响应外在的文学革命运动，是要服从变革语言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诗歌自身的发展要求变革语言和形式，而是因为社会要求语言变革，而且其他文体都已实现了语言变革，现在要求诗歌也进行相应的语言变革。按照胡适的话说，旧诗是白话文学的作战中一座未投降的壁垒，所以必须攻打这座壁垒。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初期白话诗人不是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而创建新诗，而是为了满足文学革命的需要而创建新诗。这就给初期白话诗人设置了一个难题：在缺乏来自内容的、内在破坏力量的前提下，或者在这种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突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的程度的时候，先行创造新的形式。在初期白话诗中，常常可以看到，新诗所表现的内容并没有突破旧诗的表现范围。例如叶维廉对胡适《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一诗的分析，发现它不过是“一首文言诗(也不是最好的文言诗)的略加白话化”^[3]227。本来在旧诗中已经和谐的形式与内容，而且已经在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批评标准中根深蒂固，却为了迎合文学革命的需要，人为地将其撕裂，另换上一种陌生的形式，硬造新诗，自然很难为读者接受。这种现象在胡适、俞平伯的新诗中表现尤为突出。

虽然初期白话诗在实际效果上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也出现了一些新内容，但是从当时创作的主导倾向来看，为迎合语言的变革而创造新体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这种状况只有到了郭沫若才出现彻底改观。所以，当闻一多读到《女神》的时候，才发出这样的赞叹：“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4]110

二、谁在创作——旧诗作者与新诗

初期白话诗人在创作新诗之前，都有旧诗的创作经历，写旧诗事实上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必备的素质。当他们转向创作新诗的时候，发生了内在身份的转变——由普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诗人。

新诗的概念来自于西方，专指由诗人创作的文学体裁，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创作，这也是今天的知识界、文学界普遍接受的概念。但是这个诗歌概念与中国古代的诗歌概念是有出入的。“在中国古代，‘诗’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只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歌作为社会整体教化的一个部分，它还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以及文化陶冶、熏陶的手段”^[5]35。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活动不仅仅局限于诗人和文学界，而是一种涉及全体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体现着一个人的文化素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虽然都能够创作旧诗，但是并不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诗人。他们创作的旧诗，很多属于酬唱应和之类，只是交际、娱乐的工具，这样的诗歌作者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初期白话诗人就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都会作旧诗，但是从他们的性情上来看，很难称得上是诗人。

胡适应该属于学者，周策纵认为：“胡适诗最大的特点——这与他个性也有关——是欠缺热情或挚情。”^[6]503王光明说：“胡适的诗歌感受力和领悟力并不算高。”^[7]81关于胡适的新诗，朱自清认为“多说理之作”^[8]23，康白情也认为“胡适的诗以说理胜”^[9]237。关于俞平伯《冬夜》里的诗，闻一多认为：“大部分情感是用理智底方法强造的。”^[4]89众所周知，俞平伯、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等初期白话诗人，或者是学者，或者后来成为官员。康白情出国后就停止了新诗创作，热心于政治活动。周氏兄弟、朱自清的主要文学成就显然不在诗歌方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初期白话诗人，在其后来的生涯中，都放弃了新诗创作，没有选择做诗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这个时期却诞生了为数不少的终生坚持小说创作的作家。由此来看，初期白话诗成就不高，与诗人的素质和个性有关。他们其实不是诗人，没有意识到新诗与旧诗的不同。他们错误地以为能够做旧诗就可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诗人，把旧式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修养错当作一种专门的艺术创作。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文学革命的目的，他们勉为其难地担起创造新诗的历史重任。

三、资源匮乏的“革命”

与旧诗相比，新诗表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内容，是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生命体验；它使用的是一种全新的语言，这种语言在诗歌创作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有限，从来没有传达过现代经验。用白话作诗，在语言上与旧诗形成了断裂；用白话作现代诗，又在内容和精神上与旧诗形成了断裂；同时，新诗是自由诗，与旧诗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从内容到形式再到语言的多重断裂，导致新诗的创造尤为艰难。

新诗面对的困难如此之大，可是能够依赖的资源却极度贫乏。由于新诗的创生是整个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新诗是以与旧诗对抗、决绝的姿态出现的，为了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必须尽可能地与旧诗断绝联系。不论事实上摆脱传统是如何的不可能，初期白话诗人对于旧诗是保持着高度警觉的。在胡适与钱玄同的通信中，二人对新诗使用文言问题极为敏感。钱玄同发现胡适的诗中“有几处似乎还嫌太文”，就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批评他“未能脱尽文言”。胡适在复信中很是重视：“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所以我在北京所作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10]1011。俞平伯对于旧诗也保持着高度警觉，他认为：在新诗的“精神”方面，“新诗万不可放进旧灵魂”^[11]357；在语言上，要“限制文言的借用”，“能少用便少用；能不用更好”^[11]359。有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新/旧’的冲突，不仅是观念的问题，而且也是新诗‘场域空间’的划分逻辑，借此新诗的合法性才能浮出历史”^[5]155。新诗面对旧诗的强大压力，要凸现自身的文学价值，就必须另起炉灶，并有意反其道而行，以鲜明的对抗姿态来挑战旧诗。如果毫无顾忌地从旧诗中寻找资源，必然导致与旧诗趣味相近，最终使新诗失去存在的意义。

既然不能从旧诗中寻找资源，初期白话诗人只有依靠国外和民间资源。

文学革命的主要资源来自国外，新文学的现代精神来自国外，文学的形式也受到国外影响，小说、戏剧尤为明显。在西方小说进入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意译到直译的演变。虽然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遭遇到困境，但其后不久，中国读者就开始接受西方小说。现代戏剧的引进困难稍大，但经过一、二十年的探索，也出现了成熟的中国现代戏剧。但是，由于诗歌难以逾越语言的障碍，从国外寻找资源尤为困难。

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文体的成功，还需要读者的认可，需要建立相应的阅读程式，改变读者的审美习惯。“对于某种新兴的文学体式而言，既有的‘阅读程式’往往失效，在读者中建立一种崭新的、有效的‘阅读程式’，是其成立与否的关键所在”^[5]100。在新文学草创时期，翻译文学对读者审美习惯、阅读程式的养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量西方小说、戏剧的翻译、引入，逐渐拓宽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建立了相应的阅读程式，这就为本民族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接受的土壤。但是诗歌的状况截然不同，诗歌在翻译中遭遇的困难，使得西方诗歌无法直接进入中国，无法通过翻译文学在中国读者中建立新的阅读程式，改变传统的审美习惯。

周作人曾说：“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他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12]向民间寻求资源也是初期白话诗人的共识，其中刘半农在这方面的探索尤为突出。沈从文称赞刘半农说：“他用江阴方言，写那种方言山歌”，“为中国十年来新文学作了一个最好的试验”^[13]135。但是，中国的社会变革主要是因为洋人的洋枪洋炮打开了国门，而不是来自于自身内部的力量，不是来自民间，在民间文化中没有现代精神。新诗寻求民间资源，只能借鉴其外在形式，但是如何将民间形式与现代精神熔铸在一起，如何用民间谣曲承载重大社会主题、表现现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尝试”。

从创作实绩来看，这类诗歌虽然出自现代知识分子笔下，但是由于使用民间歌谣的形式和语言，使得诗歌表现领域较为狭窄，主题单薄，内容浅显。在刘半农的这一类诗歌中，爱情诗和反映一般性的民间生活及抨击贫富不均、为富不仁等社会现象的诗歌占了绝对多数，而这正是传统民间歌谣的主要内容。

一种新的文体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可资借鉴的资源，但是初期白话诗的资源却如此贫乏。回头向旧诗寻找资源，会迁就旧诗的趣味，取消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向国外寻求资源，难以跨越语言和形式上的障碍；向民间寻求资源，民间形式却无力承载宏大的现代化主题：资源的贫乏是早期白话诗人难以回避的一个困境。

四、如何创作——缺乏建设性的创作纲领

前文论述了初期白话诗所面临的历史困境，是诗人无法逃避的、命定的。此外，初期白话诗也面临一些自身策略选择上的问题，给创作带来困难。

文学革命时期，诗歌变革的动力不是来自于诗歌内部，不是因为诗人内在情绪无法容纳于旧诗的形式，而自发地从内部突破旧诗形式的束缚，并为了满足表达新内容的需要，量体裁衣，创造出新的形式，而是为了满足外在社会要求——文学革命。既然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不能见容于旧形式的“体”，那么如何去量“体”裁“衣”?创造新形式的标准是什么?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尤其急需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创作纲领。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8]2。可是反观这个“金科玉律”，却发现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科”和“律”的内容。《谈新诗》不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创作纲领，关于如何建设新诗，谈得很少，主要是谈如何冲破束缚，从旧诗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新诗除了‘新体的解放’一项之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2]308。文中，建设性的内容只有“自然的音节”、“具体的写法”。关于“自然的音节”，如何理解、如何实施，在新诗史上始终是一个说不清楚的话题，缺乏可操作性。“具体的写法”就是诗歌的形象性，这一点对初期白话诗的建设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胡适的阐述并不清晰。不是所有的形象都值得入诗，形象也有艺术价值的高下，仅仅强调形象还是不够的。初期白话诗中充斥着过于随意的景物描写和事件叙述，出现很多浮浅的写景、纪游诗，就是因为把诗歌的形象性理解得过于简单了。即使回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胡适也很少谈到“应该怎样写”，重点在“不要怎样写”，就是著名的“八不主义”。这个时期的理论建设，是在对抗和反叛的姿态中建立起来的，重点在破而不在立。面对旧诗的强大压力，胡适强调的是开拓和探索，希望探索新诗更多的可能性。

由于新诗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又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建设纲领，所以初期白话诗人就像是刚刚挣脱了镣铐的囚犯，一时不知所措。虽然在表面上进行了诸多探索，但是由于过于随意、散漫，使这些探索缺乏内在热情和生命体验，流于形式和技巧，基本上没有多少建树。

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可谓体现“新体的解放”的典范之作，新诗几乎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但是，梁实秋的《<草儿>评论》一文，宣告了康白情诸多探索的失败。梁实秋认为，由于“理智”、“动作”、“纪事”充斥诗歌，导致诗歌变成了“演说词”、“小说”、“记事文”、“格言”。所以，他断言“《草儿》全集五十三首诗，只有一半算得是诗，其余一半直算不得是诗”^[14]257264。梁实秋的观点不无片面。但是康白情的新诗确实过于随意、散漫，缺乏章法，只注重探索新诗的可能性，忽略了建设。把一些新的因素简单地写入诗歌，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如何在容纳了这些新的因素之后，诗歌还能够保持诗性，或者能够创造出新的诗性。对于处于探索期的诗歌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新的因素能不能入诗，而在于如何入诗。

初期白话诗的探索是在没有章法可循的前提下展开的。面对着无限的可能性，在表面的自由背后，却是无尽的困惑和艰难。究竟哪些因素可以入诗?如何入诗?哪些因素会破坏诗性?这些问题对于初期白话诗人来说，还是一片茫然。最终，这次大规模的“尝试”，只告诉了后人哪些路走不通，却没有指出哪条路可以走。

五、如何评价——缺乏统一、稳定的批评标准

胡适的新诗理论只重实验，不重建设，反对给新诗制定规则，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他认为，新诗还在草创时期，希望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文学的实验主义”。但是，这也给新诗的创作和评价带来了混乱，不仅新诗的创作缺少可以遵循的纲领，新诗的评价也缺乏必要的标准。对于批评家来说，依据什么判断一首诗的好坏?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没有标准就无法形成一种审美习惯，没有一种可以依循的阅读程式。于是，习惯于欣赏旧诗、深谙旧诗评价标准的读者，常常以旧诗的标准评价新诗，导致对新诗的隔膜，感觉新诗不伦不类。

面对这样的接受空间，初期白话诗人不得不自己出来现身说法，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首先是“戏台里叫好”。胡适的这个习惯虽然遭到人们非议，但是他是有自己苦衷的。“我本来想让看戏的人自己去评判。但这四个月以来，看戏的人喝的彩很有使我自己难为情的：我自己觉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他们偏要大声喝彩；我自己觉得真正‘卖力气’的地方，却只有三四个真正会听戏的人叫一两声好”；“我只怕那些乱喝彩的看官把我的坏处认作我的好处，拿去咀嚼仿做，那我就真贻害无穷，真对不住列位看官的热心了”^[15]4243。由于缺乏评价标准，诗人在创作之后，不得不直接出面自我阐释、自我评价。其次是当时出版的白话诗集常常都有一个很长的序言，当时影响最大的《尝试集》、《草儿》、《冬夜》都是如此。由于读者还没有形成欣赏新诗的阅读范式、审美习惯，诗人只好在诗集的开篇向人们宣讲什么是新诗，如何欣赏新诗。由此可以看到初期白话诗处于何等艰难的境地。

新诗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不仅当时如此，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虽然不断有新的建设性理论出现，对新诗厘定标准，但是由于创作思潮更迭过于频繁，标准始终处于动荡之中。王光明认为：“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人们对新诗的理解还十分模糊”；“因为没有即使是相对认同的标准，创作者与欣赏者不能在美学上和本体要求上判断诗歌，写诗全凭才气，读诗则完全依赖直觉，诗的发展当然就会受到影响”^[16]163。

在初期白话诗人笔下，新诗偏重理性和写实，当时就受到来自旧文学阵营的攻击。胡先骕在《评尝试集》一文中说：“诗之职责，则在能动感情。”^[17]282在新文学阵营内部，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则认为“诗人是感情底宠儿”^[18]16；成仿吾认为：“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我们要发挥感情的效果，要严防理智的叛逆”^[19]318319!但是，到了1930年代，出于对情感泛滥的反拨，以及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现代派诗人又重提理性。金克木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一文中，将新诗从内容上分为三种主流：“智的”、“情的”、“感觉的”，其中“以智慧为主脑的诗”，“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20]1112。这个时候的理性与初期白话诗人主张的理性又不相同，而是要“情智合一”。

胡适“作诗如作文”的观点，对于初期白话诗影响很大，在新诗的探索时期是有功绩的，有利于冲破旧诗的桎梏，凸现新诗的个性。但是，穆木天认为这是胡适的大错：“我们的要求是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21]61；“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21]66。

在诗歌语言方面，钱玄同、胡适主张俗语白话尽可入诗，甚至于康白情把“如厕”也写入诗歌。梁实秋却认为有些事物不能入诗，甚至于“电车路”、“小汽船”都不宜入诗。众所周知，到了1980年代所谓“第三代”诗人笔下，“小便”、“精液”都进了诗歌。其他方面，如意象、诗体形式、音乐性等方面的标准，都发生了多次重大变更，这种现象在其他文学体裁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对于初期白话诗的评价尤其困难。我们现在形成的一个模糊的新诗标准，是经过近百年积累逐步形成的，是经由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一系列大诗人笔下的经典共同建构的(虽然其中还有许多冲突和矛盾)。当我们使用现在的标准回过头去评价处于草创时期的初期白话诗的时候，对其诗性产生质疑是很正常的。所以，在评价初期白话诗的时候，不应该以今天的标准责备前人，而应该从史的角度肯定其探索精神，肯定其对诗歌可能性的开拓。初期白话诗的价值在其探索性，而不在其建设性。

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说“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15]32正是这种“文学的实验主义”为新诗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更为后来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在新诗标准未定的前提下，评价体系、审美模式难以定型，对任何作品的评价都可能是相对的，对于处于新诗草创时期的初期白话诗尤其如此。没有当时的“尝试”，如何会知道不能“作诗如作文”?如何知道“消肿”之后的“玻璃球”并不可爱?如何知道写景、纪游和说理可能不是诗歌的长处?如何知道过于牵就旧诗的节奏会导致诗句破碎，像是“裂了缝的破衣裳”、“脱了榫的烂器具”^[4]70?

在初期白话诗遭遇的历史困境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胡适还在美国时就受到来自梅光迪等人的质疑，认为白话不能做诗。对于白话语言的表现力，当时新文学阵营内就有清醒认识。但是，一个诗人不可能使用一种在现实中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去创作。所以问题是如何改造、优化现在的语言，如何在既定历史境遇中去创作。在这方面，著名诗歌评论家郑敏、王光明都有精深的阐述，本文不再赘言。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3]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2.

[4]闻一多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周策纵.论胡适的诗——论诗小札之一[M]∥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

[7]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8]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9]康白情.愚庵(白情)论诗[M]∥康白情新诗全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10]钱玄同.《尝试集》序[M]∥胡适.尝试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11]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M]∥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2]周作人.儿歌·附言[J].新青年，1920，8(4).

[13]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4]梁实秋.《草儿》评论[M]∥康白情新诗全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15]胡适.尝试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16]王光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1998(4).

[17]胡先骕.评尝试集[M]∥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8]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19]成仿吾.诗之防御战[M]∥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0]金克木.旧学新知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1.

[21]穆木天.旅心[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责任编辑：陆 林)

O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Early Vernacular Poets in Creation

LIU Ji-xin

Abstract：Though it is considered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hinese new poetry，the early vernacular poetry made limited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creation，for the early vernacular poetry was not stimulated by a spontaneous spurt of creative passion，but intended to meet the needs of literary revolution.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early vernacular poets were not poets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but in that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they assum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nitiating Chinese new poetry. At the same time，the lack of literary resources，of constructiv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reation，and of common criteria for assessment all contributed to the difficultie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early vernacular poetry.

Key words：motivation for creation；poet；literary resources；guiding principles for creation；criteria for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