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综述】 国外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综述

　　［摘要］本文对国内外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的状况从自愿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动因、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分析。
　　［关键词］内部控制内控缺陷信息披露综述
　　
　　从目前文献来看，内部控制实证研究主要是从自愿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动因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因
　　1.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规模
　　国外一些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程度更高(Raghunandan and Rama ,1994；Wallace等, 1994; Inchausti, 1997；Marston & Robson,1997；Courtis等, 1999;Carcello and Raghunandan ,2006)。公司规模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司实力，规模大的公司会有更多的资源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公司为了对外显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运作规范，会有动力向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Raghunandan and Rama (1994)研究了1993年财富100强企业年度报告，发现有80家企业披露了某种形式的内部控制报告(MRIC)，说明在大企业中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意愿很高(80%)。Eng和 Mak(2003)研究了新加坡158家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较高，认为上市公司的规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Bronson, Carcello and Raghunandan (2006)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管理层报告(MRIC)自愿披露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国内一此研究也发现，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宋绍清、张侠，2009；陈艳等，2009；林斌、饶静，2009；林钟高等，2009）。如林斌、饶静（2009）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为了向市场传递真实价值的信号，内部控制资源充裕(以公司规模衡量)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但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乔旭东，2003；蔡吉甫，2005；方红星、孙�，2007；李少轩、张瑞丽，2009）。
　　2.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盈利能力
　　根据信号理论，赢利能力强的公司有动力将利好消息披露给信息使用者，实施自愿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价值是质优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Bowman and Haire(1975)采用ROE指标衡量公司财务业绩，研究结果表明ROE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呈显著正相关。Lang and Lundholm(1993)通过对1985-1989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评分发现，当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绩效越好的公司，其信息披露的评分等级就越高。国内一些研究成果也显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蔡吉甫，2005；宋绍清、张侠，2009；李少轩、张瑞丽，2009；林斌、饶静，2009；陈艳等，2009）。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结论，方红星、孙�（2007）研究发现公司盈利能力与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无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曹建新等(2009)认为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程度与公司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3.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公司治理
　　（1）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资产负债率
　　Deumes and Knechel(2008)研究发现，财务杠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正相关。财务杠杆越高，股权持有者与债权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越严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因而就越高。林钟高、徐虹、唐亮（2009）选取2006年沪深30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财务杠杆正相关。但宋绍清、张侠（2009）则发现上市公司负债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相关性不显著。曹建新等(2009)研究发现公司的财务杠杆水平同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程度负相关，他们认为高负债率导致高的财务风险，在内部控制普遍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使得上市公司不愿意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信息。
　　（2）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管理层持股比例
　　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管理层也拥有剩余索取权会使得股东与管理者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随着管理层所有权的上升，偏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会下降，管理层持股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程度的实证研究来看，Ruland(1990)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Deumes and Knechel(2008)从代理理论入手，利用强制信息披露要求较低的市场荷兰证券市场1997-199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代理问题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代理成本就越小，因此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就越低。Eng和 Mak(2003)研究了新加坡158家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管理层持股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
　　林钟高等(2009)则从管理层报酬假说 出发，认为当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较多时，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差距缩小，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约束下，管理层有动机追求促进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如减少在职消费，增加企业相关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期提升企业价值，因此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3）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股权集中度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所有权集中程度越低，代理问题会更严重(对于分散的小股东来说，主动对公司经营进行监督更困难成本也越高)，那么管理层就倾向于向外界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以降低代理冲突。Milgrom 和Roberts(1992)认为所有权越集中将降低信息披露和代理问题，大股东更有能力也更有动力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督。因此股权集中度越高，代理冲突就越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可能性越小。Deumes and Knechel(2008)利用低监管要求市场荷兰证券市场1997-199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代理问题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部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外部股权越集中，监督动机就越大，从而削弱了代理冲突问题，因此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程度就越低。Gerald and Gray(2002)通过香港和新加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水平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对于香港上市公司来说，自愿披露水平还与家族控制程度显著负相关。国内研究中则有王咏梅(2003)认为股权集中度(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自愿披露信息负相关。
　　而EI-Gazzar(1998)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呈正相关，EI-Gazzar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大股东有更大的权力通过要求管理层披露更多的信息，阻止管理层为谋取自身福利而牺牲股东利益的行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国内李少轩、张瑞丽（2009）、陈艳等（2009）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有较强的动机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程度不相关或者非线性的。Donnellyand Mulcahy(2009)对爱尔兰证券市场的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对自愿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国内张宗新、郭来生(2003)的研究结果则认为股权集中度(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自愿披露信息不相关，持此观点的还有范德玲(2003)、曹建新等(2009)、林钟高等（2009）。而钟伟强、张天西(2006)则认为自愿披露水平随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李豫湘等(2004)则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二次线性关系，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正相关。
　　4.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再融资
　　自愿披露信息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管理层(股东)更多披露信息的动机是期望在信息披露中获利，因此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一个动因是期望降低再融资成本，从而有利于再融资。Lang和Lundholm(1993，1997)发现分析师对再融资企业信息披露的评级显著升高，显示再融资企业自愿披露动机显著增强。Botosan(1997)研究发现公司信息披露程度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说明主动披露信息有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Healy等(1999)发现信息披露评级增加的公司发行债券的可能性大大增高。Collett & Hrasky(2005)通过对澳大利亚证券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自愿披露公司治理信息与权益资本融资动机显著相关。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Ashbaugh-Skaife等（2009）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会大大增加，因此有再融资需求的企业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会有动力聘请审计师事务所对自己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并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证明自己内部控制健全，从而降低再融资成本。
　　林斌、饶静（2009）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为了向市场传递真实价值的信号，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但陈艳等（2009）对2008年沪市854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融资计划对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相关性不显著。
　　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
　　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是从公司业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二个方向进行研究。从公司业务特征方面来说，存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公司更可能是规模小、成立时间短、财务状况较差、业务复杂、快速增长或正在进行重组的公司（Ge and McVay ，2005；Doyle、Ge and McVay，2007b；Bryan and Lilien，2005；Ashbaugh-Skaife等，2007)。而公司治理特征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主要是从审计委员会着手进行研究的，从审计委员会规模、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财会专长、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等方面进行研究。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委员会规模负相关(Yun-Chia Yan，2007； Beng Wee Goh，200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无关，如Abbott 等 (2004)、 Krishnan（2005）、Zhang等（2007）、Hoitash等(2009)都认为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无关。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 Krishnan（2005）、Bronson 等(2009)认为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独立委员比例)与内部控制缺陷负相关。审计委员会专长与内部控制缺陷负相关(Krishnan，2005； Krishnan and Visvanathan，2007；Yan Zhang等，2007；GOH，2007；Yun-Chia Yan，2007；Hoitash等，2009)，但Beng Wee Goh(2009)认为审计委员会中非会计财务专长委员比例高更有助于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监督，这点比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中会计专家的技能更为重要。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被视为审计委员会的勤勉度的代理变量。McMullen and Raghunandan (1996)、Price Waterhouse Coopers/IIA (2000)、Raghunandan 等 (2001)、Archambeault and DeZoort( 2001) 、Beasley等(2000) 、Abbott等(2004)、Farber( 2006)认为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Krishnan and Visvanathan （2007）、Carcello(2008)、Hoitash等(2009)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他们认为会议次数多可能并不反映审计委员会的勤勉，而是与发现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后续处理有关。
　　国内对于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研究刚开始涉猎。蔡丛光(2010)研究发现报告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是报告年度的分部数目、公司的规模。齐保垒和田高良(2010)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经营更加复杂，上市时间更短，近期经历了兼并重组或注册会计师变更，对内部控制投入的资源更少。同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更多的经历了财务报告重述，聘请的外部审计师质量更低。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方向是多维的，从研究文献看，主要有以下研究方向，一是内部控制缺陷与财务报告质量。内部控制缺陷会从两个途径影响财务报告质量，一是故意通过盈余管理操纵应计项目从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二是由于缺乏明确的会计政策、未来不确定导致的会计估计错误、人员培训或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都会随机、非故意地导致财务错报而使会计信息质量较低。Doyle、Ge and McVay(2007a)、 Ashbaugh-Skaife等（2008）、Chan等（2008）、Epps and Guthrie(2009)的研究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应计项目质量负相关，存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存在较高的可操控应计。国内对于内部控制缺陷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见到。
　　二是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是否具有信息含量，一是从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二是从市场反应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研究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的大部分研究(Ogneva，Subramanyam and Raghunandan，2007；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 ；Ashbaugh-Skaife等，2009）都认为302条款下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具有信息含量，会使权益资本成本有显著的增加，市场会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作出显著反应，但一些研究者对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信息含量提出了质疑，如Ogneva，Subramanyam and Raghunandan（2007）和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认为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不具有信息含量，并没有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也没有对公司股价产生明显影响。而Ashbaugh-Skaife等（2009）则认为在SOX法案404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评估和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同样具有信息含量。应用事件研究方法从市场反应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与从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结论相似，Franco，Guan and Lu（2005）、Irying(2006)、Gupta and Nayar（2007）、Hammersley，Myers and Shakespeare（2008）、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等均认为SOX法案302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具有信息含量，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向市场传递了相关估值的信息，但对SOX法案404条款下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存在分歧，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2008）研究发现按照SOX法案404条款要求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对公司股价没有明显影响，而Irying(2006)研究认为无论是302条款下还是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都具有信息含量，为投资者提供了增量的价值信息。
　　国内也有少量文献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陈共荣、刘燕（2007）研究发现详细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在年报公布日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显著为正，且不同时窗内累积超额收益均值显著大于简单披露的公司；在此基础上的多元回归分析也得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与累积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冯建、蔡丛光（2008）研究发现从累计超额收益率来看市场对深度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具有正面反应，而对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具有显著的负面反应，但从平均超额收益率来看，市场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并不显著。由于我国内部控制信息一般是与年报同时披露的，采用事件研究方法的难点在于控制同期披露年报中的其他信息（盈利信息、分红信息、审计意见类型）对市场反应的影响。
　　三是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首先会显著增加审计工作量如测试与变更审计方案、研究决定检测到的内部控制缺陷是实质性漏洞还是重大缺陷(无须披露)，这些工作都会显著增加审计工作量从而增加审计费用(Raghunandan and Rama 2006）。其次是内部控制漏洞的存在会导致风险溢价。如普华永道（2005）认为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漏洞导致对内部控制签署否定意见会证明上市公司存在会计问题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审计费用的增加也可能是对企业内部控制漏洞的存在导致的风险溢价，毕竟在SOX法案下审计师的责任是明显的。从实证研究来看，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会导致企业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而且审计费用随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性(按严重性分为实质性漏洞和重大缺陷)相应变化（Bedard等，2008；Hogan and Wilkins，2008；Hoitash等，2009b； Santanu Mitra，2009；Hammersley等，2009；Salman and Carson，2009)。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献认为强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对于小公司来说影响更大(ARC Morgan，2005；ACSPC(Advisory Committee on Smaller Public Companies)，2006；Krishnan等，2008；Ahmed等，2010)，这些研究结论直接导致SEC一再推迟强制内部控制审计和强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在小公司的实施时间。
　　四是内部控制漏洞与审计师变更、审计延迟和审计意见类型。审计师独立性越强，越容易发现公司中的内部控制漏洞，因此内部控制漏洞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审计师变更，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公司更可能存在内部控制漏洞（Zhang等，2007；Krishnan and Visvanathan，2007；Ashbaugh-Skaife等，2007；Li Chan，2007； Yun-Chia Yan，2007；Ettredge等，2009）。Ettredge等(2006)认为SOX法案404条款实施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导致审计延迟有着实质和显著的增加，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披露实质性漏洞的公司的审计延迟更长。Jiang等（2010）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存在实质性漏洞的公司，审计师更可能签发持续经营不确定审计意见。
　　五是内部控制缺陷与高管变更。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很可能是上市公司聘任了缺乏财务会计知识或从事CFO工作经历较短的首席财务官（Yun-Chia Yan，2007；Li Chan等，2010)，而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很可能导致首席财务官（CFO）及其他高管变更（Durfee，2005；Goh，2007；Li Chan等，2010；Johnstone等，2010)，首席财务官薪酬总额、奖金、股权薪酬均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MW）披露负相关（Hoitash等，2009），同时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导致公司管理层、审计委员会和外部董事等人员到其他公司担任外部董事的机会变少，说明公司管理层、审计委员会和外部董事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披露后均会遭受明显的声誉损失（Goh，2007)。但Hammersley等 (2009)发现上市公司未修补内部控制漏洞与首席执行官或首席财务官的更替无关，说明连续两年披露相同内部控制漏洞可能与管理层变更无关。
　　国内部分内部控制实证研究文献对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因进行了研究，少量文献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大量数据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但这些领域也正是我国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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