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回族精英群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现代化诉求

摘要：精英群体在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对民族社会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回族精英对现代化的诉求也随着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而与日俱增，这背后渗透着回族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努力：对民族身份在国家认同中的确认、发扬“家国与教门同构、同命运”的救国兴教理念、积极参与民族社会内部的整合。回族精英从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达着对现代化的诉求。

关键词：回族精英；抗日救亡运动；现代化诉求

中图分类号：K264.6“2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0586（2015）02-0037-06

一、回族精英群体与民族社会

精英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导向性作用。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认为“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同时他按照词源的意思将“精英”理解为社会中“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就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的视角而言，精英群体主要指社会中那些拥有一定社会地位、荣誉、财富、才智以及能力的并与广大人民群众相对应的少数人，这些人对民族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种精英效应或许是对“霸权”概念的再定义，在葛兰西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是在它所面对的群体的常识态度和行为中确立自身……它通过对人们的思想行使‘霸权’或控制而存在”，而实施这种“霸权”的无疑是葛兰西笔下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并非从知识掌握的多少来界定知识分子，而是以其在社会关系中所占居的位置以及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为标准：“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团体）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就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而言，回族精英群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扮演着国家主体与大众的媒介的角色，担当对大众的启蒙教育并使之形成民族自觉意志的重任。

在民族社会中，民族精英对民族社会生活的发展会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周星认为，民族精英是指“那些深谙民族文化精神，拥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和资源，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左右或影响全民族与全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方向的人们”。高永久认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均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民族精英”。因此，他将民族精英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其中，民族政治精英对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大。在回族社会，不同类型的回族精英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并拥有一定的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或是文化资源，从而形成了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对民族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支配性影响。

虽说对精英主义的过分强调难免陷入蔑视普通大众、反对民主、宣扬个人主义的英雄史观的境况，甚至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对立面。但在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由社会不同类型的回族精英群体领导全国广大回族穆斯林抗日，对社会生活诸多层面的发展以及对回族的宗教、国家认同意识的确立等产生重要作用，这未尝不是对精英理论片面性理解的一种弥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回族各领域精英群体领导全国回族进行抗日，同时，努力发展民族社会内部的文化教育事业，救济广大贫苦回族，唤醒民族自觉意识以及各民族之平等的国家观念。本文试图通过对精英群体所作贡献的分析来阐述这诸多行为方式的背后所隐含的精英群体对现代化的诉求以及民族社会内部对现代化的努力。

二、回族精英理念的传达方式——社会组织

在民族社会，处于结构上层的民族精英群体是如何实现精英意识自上而下的重构，将少数人的意志建构成整个民族社会之共同价值观念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精英概念的理解应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间接回答，“精英是指那些在社会结构和组织中占据正式权力位置的个人。”高永久同样强调精英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首先确定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然后确定在该组织内握有实权的个人或群体。”可见，社会组织是兼具“高度”和“素质”二元因子的民族精英群体将个体精英意识转化为民族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回族精英群体正是通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简称“协会”）和诸多爱国刊物等社会组织来实现对广大回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民族自觉意识的启迪以及民族现代化诉求的表达。

（一）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七七事变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首要任务和要求，回族精英响应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抵御外侮的主张，积极筹备建立回族联合组织。以白崇禧、时子周和唐柯三等为代表的回族精英群体决定在郑州筹组全国统一的“回民救国协会”，并于1938年在汉口与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以及王静斋等交换意见并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1938年10月会址迁往重庆，并组织召开第一届全体代表大会，同时将协会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2年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全体代表大会并再次更名为“中国回教协会”。

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对我国内部极尽分化利用的能事，对我教胞当然不能例外……这就非要一种组织不可……虽然也有过几种组织，如回教俱进会，回教公会等，但是组织不够严密，工作没有开展普及……教内许多教胞，都感觉得需要有一种健全的组织的必要”。可以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在统一全国回族一致抗日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自清末以来，“回教之泯然无闻于世者久矣”，诸多回族精英希冀借此唤醒民族自觉意识。这更是回族精英对“今日何时？尚可容其漫如散沙耶！”的反思以期实现民族社会内部的整合。这种整合正是回族精英群体通过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团体来实现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后，将现存的各种回教组织，撤销并合并进该协会，“协会总部下设三大职权组和五种业务项，组建了‘伊斯兰世界问题研究会’、‘西北问题研究会’……等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后，即开始在各省设立“协会”分会，在各县设立“分会”支会，支会之下又在各乡镇设立“区会”，在各基层（回族自然村）直接由各清真寺负责宣传和动员。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就性质而言，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为它是回族政治精英（白崇禧等）与国民政府共商的结果。就其组织结构而言，它无疑是对传统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的一种模仿。因此，深受儒家文化耳濡目染的回族精英群体，尤其是政治精英更倾向于采用这样的形式来占居关键位置并实现对回族民众的抗日领导。

（二）爱国爱教刊物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伊斯兰教报刊可谓是“近代中国回族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是广大回族精英群体为实现民族自觉所作的努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回族进步人士积极筹备抗日宣传工作，来自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回族精英群体担当了这一时期回族报刊的主要编辑、撰稿和发行等工作，由这些回族精英所刊发的刊物支撑起了抗战时期回族伊斯兰报刊的大厦，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的宣传和动员贡献，更为精英意识的传达提供了良好的渠道。

自新文化运动伊始，伊斯兰报刊种类繁多并且消亡与诞生一样迅速，在抗日战争时期比较重要的刊物有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主办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回族精英庞士谦、唐柯三和白寿彝等学者主编的《月华》；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回民》等刊物。这些爱国刊物大多是由回族精英群体负责撰稿和发行的。比如说，《月华》先后受到马福祥和白崇禧的扶持，《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同样是由“协会”理事长白崇禧所支持。广大精英群体通过报刊媒体，采用白话文和中阿文并用的语体以及爱国兴教的题材相结合的形式来领导广大回族积极抗日。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回族精英组织和动员全体回族同胞进行抗日的主要组织，广大回族精英群体在组建社会团体的同时，更是积极利用新闻媒体进行抗日宣传。而这背后所传达的是精英群体在抗战之余努力提高广大回族同胞的政治觉醒、文化教育水平、民族自觉意识以及爱国爱教理念的诉求。这里似乎印证了葛兰西所谓的知识分子有机性的特征——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大众需要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同时知识分子也需要人民大众所赋予的领导合法性。回族精英通过社会组织这一媒介实现了回族知识分子与回族大众之间社会二元性的统一。

三、回族精英群体现代化诉求的表现

自明清伊始，中央王朝对回族歧视、压迫和严控的民族政策造成了回族在事实上和心理上的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在政治上表现为：远离国家政权中心、社会参与程度低和重教不重国等等；在文化上表现为：汉文化水平和整体文化素质水平低；在教育上表现为：传统经堂教育固步自封；在其他层面更是医疗卫生条件、文体娱乐落后，更不能与汉族同日而语。民国初期，一部分有觉醒意识的回族精英从各个方面开始探索民族现代化的道路，这种探索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高潮。

（一）政治意识形态的现代性

封建王朝末期对回族的政策使广大回族群众的社会地位发生重大转变，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从元代的“二等公民”——色目人到明清时期的被压迫者，社会政治地位可谓是一落千丈。边缘化的困境促使民国回族精英，尤其是民族政治精英不断寻求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而这种诉求尤以抗日战争时期表现的更为强烈。

1.寻求国家认同

在日寇全面侵华后，回族社会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面对日本试图利用回族来分裂国家和妄想得到世界伊斯兰教国家同情的阴谋，广大回族精英群起而抗之，在国内、外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并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以民族精英马本斋为指挥的冀中回民支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组织广大回族同胞抗战，一方面积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广大民众的“爱国兴教”意识。唐柯三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于汉口成立之际，发表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宣言》，宣言揭示了“协会”的任务：“一面发扬教义，阐明我教立场；一面唤起教胞，参加抗战工作，以保我回教固有英勇光荣。”在“全国一致抗日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怎肯后人；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抑且为宗教之污”。此后，“兴教救国”成为广大回族同胞的一致口号。为争取海外伊斯兰世界的理解和支持并粉碎日寇在近东和南洋各伊斯兰国家的阴谋活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派出了近东访问团和南洋访问团并在诸多伊斯兰国家宣传日寇的侵略行径；民国著名阿洪达浦生只身前往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并撰写了《告全世界穆斯林书》来揭露日寇侵华史实和罪行。

无论是在前线、后方甚至是国外，回族精英群体积极领导广大民众抗战。以马本斋、达浦生、白崇禧、唐柯三等为代表的回族精英应国家危难挺身而出，通过诸多社会组织和媒体来动员全体回族抗战，全体回族穆斯林义无反顾地举起伊斯兰教义中“从国是天命”的大旗，正如《古兰经》中所言：“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2：190），这些斗争深刻地揭示了广大回族群众的爱国爱教热情。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以及民族精英的倡导，也对提高回族同胞的国家认同意识具有重要的重构意义，这种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的重构是以特殊的时代为背景的。广大民族精英在提升民族自觉意识的同时确立起对“国家”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而这个过程是以民族政治精英的个人意识实现了自上而下的传达并整合为民族整体的意识形态为前提的。

2.主体性构建的局限性

在民族精英政治意识的现代化诉求中，主体性构建略显大醇小疵：与彝族精英岭光致电向中央政府请愿并要求承认其民族地位相比，回族精英群体忽视了对自身民族地位的承认和民族身份的建构。可以说，这种局限性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回族执行的大汉族主义前提下的‘回教’利用政策”这样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名义上标榜各民族平等，而蒋介石依旧宣称中国只有汉族并且禁止回教自称“回民”或“回族”；1940年9月16日，重庆各报以题为“回人应称回教徒，不得再称回族”登载国民党行政院令。这样的政策势必会造成社会舆论上的一边倒，同时在学界内部也产生了重要的讨论。如“由甘肃图书馆编的《西北地方文献索引》在‘西北总论’的民族、宗教两栏中共收有71篇论文索引，时间跨度是1936年到1949年，而其中以‘回教’为名的则达22篇之多，又以抗战时期最为集中，可见‘回教‘之说占了上风”。

回族精英白崇禧深受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影响，他认为：“回族固然信仰回教，而非回族的人也可以信奉回教……信奉耶教佛教的人，我们不能称他是耶族或佛族，回教当然事同一理”，从他对协会名字的更改同样可以看出其自觉意识的局限性：“‘回教’就是‘回族’，回族才信奉回教，这种错误的思想，我们应该彻底地纠正，现在本人联想到本会的名称——回民救国协会——‘回民’两字的涵义，是‘回教人民’呢？抑系‘回教民族’呢？从表面看很含混的，故我主张改为‘回教救国协会’”。另一回族上层人物马鸿逵发表言论：“回民是一种宗教，不是一个民族，和汉人皆是黄帝子孙，而信奉的宗教不同而已。”

与国民党不承认回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并且对“回教”加以利用的政策大相径庭，中国共产党尊重各民族主体性，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早在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少数民族的革命力量，“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了动员回、蒙及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编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在序言中提到“汉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否认回回问题为民族问题，而将回回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将回回问题的解决简化为汉文化教育问题。这是大汉族主义的标本”。

（二）教育实践的现代性

“贫”和“愚”是民国时期广大回族所患“重病”，而发展回族的文化教育事业成为广大回族精英动员回族同胞、唤醒同胞自觉意识和治愈“愚”病的必要性措施。“制定‘发展回民教育计划’……真可称为治本之根本大计……当前的问题是怎样使一般贫苦教胞，能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同时再怎样弥补其不识字的缺陷。”近代回族精英对教育实践的现代化主要通过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以及教育对象的现代化来实现的，抗战时期的回族教育可谓是对战前回族有识之士对现代化教育追求的延续，虽受到了战争的摧残，但依旧为国家、社会和民族培养了大批骨干。

1.教育内容的现代性

传统经堂教育以经学为主，拒绝甚至排斥汉学，对西学更是一无所知。自明代胡登洲创立中国经堂教育伊始，专注于中国伊斯兰宗教文化传承的经学教育一直方兴未艾，而始于清末的现代化回民教育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开始有一定规模，同时在教育内容上对“重经轻汉”的革新可谓是对传统回族社会重视“读经一两世明”而轻“读书一功名”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民国著名的成达师范学校由马松亭、穆华亭、唐柯三等人于1925年创办于山东，1929年迁入北平，抗战期间迁往桂林，新中国成立后成达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回民学院。“经汉并举是成达师范的办学宗旨，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历史上习汉文者不懂经典教义，而习经者缺乏解释分析能力，致使经汉分途、互无裨益的状况。”“成达师范迁入北平后，不仅经济来源比较充足，学校规模日益扩大，而且课程内容也有了革新。在济南时，该校宗教学科占60%，普通学科（语文、常识等）占40%。迁到北平后，开设普通、宗教、社会、教育4个学科共24门课。其中宗教课7门，占1/3弱。”由哈德成创办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不仅开设阿语、波斯语还有英语课，文化课上有汉语文、数学、哲学等等。这一时期的回族学校在教育内容上多有改革，打破了传统经堂教育专注于经注学、语法、教法等学习模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回族精英仍不忘追求教育实践的现代化，故此“教育改良”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话语。

2.教育宗旨的现代性

受边缘心态影响的回族教育体系在教育宗旨上依旧延续着“读经两世明，读书求功名”的教学理念，传承宗教文化知识，求得两世吉庆成为传统教育主要目的。唐柯三于1933年7月5日在《月华》说道：“旧日造就师资各机关，大都因陋就简，课业未臻完善，故其所造就者只晓经义，不谙世务，往往不适时代之需，致施行回民自治之清真寺，遂渐与社会分离，陷于孤立状态，治世之宗教，反日趋于遁世消极之途，殊可慨也！”可见，当时回族教育不谙世事，专注于经学研究的现状已引发民族精英的担忧。

在振兴回族、教育救国、兴教爱国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大批回族精英着手兴办兼习中阿知识的小学或中学，如成达师范学校、昆明的明德学校、云南沙甸的鱼峰小学、北京牛街的回文师范学堂、宁夏蒙回师范学校以及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等如星星之火燎原于中华大地。“这种新式回民教育，开始重视回民子弟的普通教育问题，为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使他们获得了比经堂教育更为广泛、更为实用的知识，使回族教育开始走上了自我改造、自我创新之路，这是回族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般回民，因为‘愚’，所以才‘贫’，因为‘贫’，所以才‘愚’”，而教育实践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根治“愚”和“贫”的良药。

3.教育对象的现代性

（1）关注回族妇女教育

接受教育是每个男女穆斯林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穆圣曾说：“受教育是回教男女的天职。”随着伊斯兰教在夫权至上的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穆斯林妇女尤其是与回族通婚的汉族妇女自会在接受丈夫的宗教信仰和习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宗教教育。然而，“在长期的父权体制及政府文化控制的背景下，尽显其超强的固守及不可动摇之趋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地塑造了传统回族妇女的形象。对回族妇女教育的关注似乎是在回族精英的呼吁声中开始的，丁德普呐喊：“现在我们为遵‘求知’的主命计，为培养优良的教民计，为巩固宗教的基础计，不能不认提倡女子教育为当务之急”；马全仁主张“不仅男子教育应当加紧发展，及回教女子教育之发展，亦刻不容缓……亦应提倡我回教女子教育”，达浦生更是积极筹备拟建回族女子学校，在《伊斯兰学生杂志》发表题为《拟创设中等女子学校缘起》的文章呼吁社会对女子教育的关注。另外，回族妇女对妇女教育问题更是反映强烈：王蔚华和王英华姐妹、张剑梅、哈筱萍和马国婧等回族精英妇女在不同刊物上发表文章倡导回族女性教育的重要性，强调伊斯兰妇女接受教育，对发展穆斯林文化和抗日救国的重要性。

（2）关注普通教胞，倡办回族生产教育

战争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难，倡办回族生产教育，一方面可以解决广大劳苦教胞的困苦生活，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是治愈贫、愚的良药。“‘贫’和‘愚’是互为因果的，我们要想治‘愚病’，同时必须先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若生活问题解决，在他工作之暇，再施以补习教育”。回族精英马伯声创办于济南的‘仁丰纱厂’，“在三千多男女工人当中有两千人为回教教胞，工厂中设备很是完善，有工人宿舍，工人识字班及工人子弟学校等”，工人上班即为工人，下班则为学生。生产式教育算是抗日战争时期对传统囿于清真寺之内以及新兴学校式教育的一种突破，甚至对于今天诸多企业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3）关注优秀青年，走向国内、国际高校

除诸多回族知识分子倡办的回族小学和中学教育之外，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倡导下，培养回族青年精英式教育同样被提上日程。据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报道，“复旦大学垦殖专修班，招收回教学生，尚未足额，本会特函请续招，以利回教青年升学云”。回族精英在选送优秀学生进入当时国内优秀大学的同时，更是积极派遣留学生到中东诸伊斯兰国家深造学习，另外，为发展回民教育，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还设置奖助学金以奖励国内专科以上各院校回族学生。

（三）其他层面的现代性

近代回族军事教育的兴起可以说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由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可以说是近代回族军事现代化的开拓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军事战斗，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民族军事人才。另外，回族精英通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便利条件，特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致函以咨询招收回族学生相关事宜，并取得相应优厚条件：“对考取回教学生特殊待遇办法（一）可集团编队以便膳食（二）特准集会举行回教仪式”。军事院校对广大回族同胞敞开大门并给以民族信仰和习俗尊重的事实实乃回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又一福音。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回族女性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可以说，时代舞动的旋律带动了回族社会实现现代化、从边缘境遇走进社会主流的民族命运脉搏。

四、结语

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深痛的灾难。在回族社会，众多回族精英在领导回族同胞积极抗日的同时，通过对民族身份在国家认同中的确认、发扬“家国与教门同构、同命运”的爱国爱教理念、积极参与民族社会内部的整合等社会事实，从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等社会生活诸方面表达着对现代化的诉求。这种诉求的表达传递着民国时期以各少数民族精英为代表的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所追求的民族平等、主体性建构以及民族自决的自觉情感的溯源。民族精英们正是通过以等级为符号的传统荣誉政治演变到以平等为符号特征的现代尊严政治的方式树立着自己的“民族观”和“国家观”，表达着现代化的诉求。

责任编辑：穆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