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冶金事业的开拓者:靳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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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树梁，字栋华，1899年4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西黑山村。1912至1919年在河北公立工业专科学校及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矿冶科学习。毕业后，他怀着献身祖国的热情，首先到汉口湛家矶扬子机器公司任助理工程师：1936至1938年经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选派赴德国考察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靳树梁再也按捺不住救国之情，决定提前回国。1938年3月，靳树梁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
一、为抗战多出铁——开拓中国小型高炉技术先河
靳树梁从德国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支援中国抗日的各项工作中。他被分配到由兵工署、资源委员会共同组织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任工程师。为了不使中国微弱的钢铁工业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他参加拆迁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等厂的设备到四川大渡口重建的工作。随后到重庆，参加了大渡口钢铁厂的规划工作，并负责设计了一座20吨小型高炉。
1.率先设计小型炼铁炉
抗战初期，中国半壁河山沦陷，西南地区只有小规模的土铁生产，远远不能满足抗战的需要。当时拆迁到四川的是原六河沟铁厂的100吨高炉，由于四川地区炼铁原料产地分散，产量小，运输也不方便，短期内不能满足重建100吨高炉的需要。为满足抗战急需，他们决定先建一座20吨高炉，由靳树梁负责设计。靳树梁在无前人经验，国内外资料又缺乏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拆迁来的钢铁材料，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设计任务。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于1940年3月2日正式开炉投产，较快地为抗战提供了生铁。靳树梁曾撰文说：“小型炼铁炉为近代新技术在交通困难、矿层贫薄情况下，供战时生铁急需的时代产物。而东西方典籍，查无资料记载，缺乏资料可以引证。创行伊始，众目睽睽，一国既出，群相效尤，得以救活当时之铁荒现象，实为中国工业上之莫大成就。”…另外，靳树梁还为永荣铁厂设计了一座5吨高炉，为云南钢铁厂设计了一座50吨高炉，改造了威远铁厂的15吨高炉。1944年12月，靳树梁发表了《小型炼铁炉之设计》，这是中国第一篇较详细地总结小型高炉设计的资料。
在生产过程中，靳树梁率领大家闯过了一道道技术难关。40年代初期的中国小型高炉普遍存在焦炭消耗高、产量低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他主持对高炉炉瘤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了“小型高炉标准炉喉”。靳树梁在1940到1946年任威远铁厂厂长，在威远铁厂15吨高炉上首先使用了这种炉喉，并且结合小型高炉特点，进一步探索了与“标准炉喉”相匹配的合理工艺操作方法，使威远铁厂小型高炉的技术经济指标在抗战期间一直居于同类型高炉之首。靳树梁发明的“小型高炉标准炉喉”获得了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305号5年专用证书，教育学术审计委员会颁给他奖金113000元。他的《小型炼铁炉炉喉设计之探讨》一文在1944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年会上获奖。
2.冯玉祥用四菜一汤招待他
1944年11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到威远和自贡两县宣传抗日，进行募捐。靳树梁和大家热烈响应，在厂内开展了爱国献金活动，职员每人捐献一个月薪金，工人每人捐献半个月薪金。冯玉祥为感谢和鼓励各界人士支援抗战，委托威远铁厂制作形似中国地图的铁盾，其上铸有冯玉祥亲笔所书的“还我河山”，并制作了哑铃形状的铁牌，上铸有冯玉祥亲笔所书的“收复失地”，共50块，用以赠捐献者留念。靳树梁欣然承允。12月完成后，靳树梁亲自送到自贡县冯玉祥下榻处。冯玉祥准备了四菜一汤，热情款待了靳树梁。虽然文武有别，但爱国之心相连。
二、为新中国钢铁事业奠基——进行炼铁实践与理论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调靳树梁到东北接收钢厂。在烽火连连的战争岁月，作为冶金专家的靳树梁为保护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不被国民党破坏，为恢复和发展东北钢铁生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流出新中国高炉第一炉铁水
1949年上半年，靳树梁任本溪煤铁公司总工程师。当时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为支援战争，要求尽快修复高炉生产。在修复2号高炉时，当清除日伪占领期间留下的满炉炉料和积铁后，发现炉基上有很多又宽又大的裂缝。如何处置，大家意见不一。靳树梁提出“两借方针”等解决办法。1949年6月30日下午4时，本钢2号高炉正式点火，为“七一”献礼。靳树梁和工人一起，又克服了风量加大，空气柱与风口平台发生共振等大问题。经过艰苦奋斗，1949年7月3日，2号高炉为新中国流出了第一炉铁水，全厂一片沸腾。
2.成功地解决高炉结瘤等生产问题
靳树梁调到东北工学院工作后，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屡次帮助工厂解决技术难题。他带领几位青年教师为本溪钢铁公司成功地解决了高炉结瘤问题：在四川威远钢铁厂高炉改造失败，四处求助甚至借鉴了苏联经验，仍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他经过细致的研究，成功的提出四川威远钢铁厂高炉改造解决方案后，为高炉的正常生产做出了贡献。
3.在高炉风口区炉料运动研究中提出“袋式效应”
50年代以前，高炉冶炼强度低，风口前的焦炭层不活跃，炉料都从风口前燃烧区逐步下降，形似漏斗下料，被称为“燃烧漏斗受料论”。部分炼铁工作者也有沿袭这种看法的。靳树梁认为：“高炉风口区炉料运动是高炉全部炉料运动的先导，是决定炉内煤气行为的重要因素。适当调整其内部关系是强化高炉冶炼的关键，也是高炉顺行的基础，必须研究清楚”。他精心地进行了“高炉风口区降料理论”的研究。从1957年起，他用了近4年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他在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炉风口前炉料运动的新观点。
在研究中他还对风口区的炉料运动，提出了新的假设。为了验证这一假设，1962年，靳树梁指导学校的同志们又做了回旋区焦炭消耗的模拟试验，描绘了风口区上方的炉料运动轨迹，上述假设得到验证。试验表明，回施区内焦炭消耗的补给来源，不是来自回旋区上方，而是来自靠近风口端部的上方。焦炭下降到风口端部时，被鼓风吹送而平射进回旋区，好像被装进口袋一样。他将这一现象命名为“袋式效应”。这一发现，有力促进了高炉强化理论的研究和生产的发展。
4.开辟承德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新工艺
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在国外已有100多年历史，但只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不超过15％时才能顺利生产。用中国承德的矿石冶炼时，渣中二氧化钛含量高达16％～18％，生产达不到设计指标，成本也高，冶炼技术长期未能过关，1961年，承德钢铁公司被调整下马。1962年，“多元铁矿石的冶炼和综合利用”课题被列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承德钒钛磁铁矿的冶炼研究也被列入规划。靳树梁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对炼铁教研室教师说：“国家建设的急需，就是的研究方向，承德钒钛磁铁矿冶炼研究是国家急需，炼铁工作者责无旁
贷。”“中国钒钛磁铁矿资源极为丰富，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生产，也是三生有幸。”在靳树梁指导下，研究工作分成4个组，制订了研究计划。他们通过反复的试验研究，突破了传统方案，找到了高炉冶炼高钛矿时的“高风温、高碱度、适宜高炉温、低渣量”的道路。新方案深受专家和工厂的好评，技术鉴定的结论是：“试验获预期效果，以承德钒钛磁铁矿炼出含硫合格的含钒生铁，给钒钛磁铁矿冶炼指出了新的方向，并为将来进一步西昌矿冶炼试验打下基础。”由于这一研究成果，承德钢铁公司也恢复了生产。在此研究基础上，1979年，“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这一成果，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发明奖。
三、为冶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探索培养人才新土地
东北解放后，百业待兴。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对人才的需求，1950年8月23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沈阳工业学院、抚顺矿专、鞍山工专三所学校合组为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校址设在沈阳长沼湖(现在南湖)，派著名冶金专家靳树梁任院长，一级教授，并担任建校委员会主任。这位冶金专家，从中国钢铁工业建设上，又转到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人才上，历史在他面前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他在筹建学院、探索教学改革、培养人才、完成国家科研项目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荒地上拨地而起的大学城
1950年的东北工学院是在一片荒地上开始建设的。院长靳树梁曾在一首词中这样描绘南湖的景象：“风自吹襟，人争掩鼻，汩汨沟流半粪污，湖安在?指几行衰柳，一片黄泸。”建校之初，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在研究学院基本建设的总体布局时，靳树梁确定学院中轴线的走向应该是东西向的特点，认为南有浑河大坝阻挡，南北轴线受限制；轴线东西向，适应校址东西长的自然形势，背靠浑河，面向南湖和市区，给人以开阔、敞亮的感觉。他还亲自为学校的道路起了“望湖路”、“滨湖里”、“临湖里”等美丽的名字。经过五个寒暑的紧张施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栋栋高楼拔地面起，到1956年基本上建成了号称万人规模大学城。靳树梁憧憬着学校美好的未来，欣然写道“往事凄凉，都随逝水，地复天翻景色殊，春风暖，对河山锦秀，万紫千红”。今天，这座矗立在南湖畔边的国家重点大学，已成为沈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靳树梁担任东北工学院院长14载，主张高等院校应培养善于创新、能独立解决科学技术问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才。这位来自生产第一线的院长，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在他的指导下，学院教学中，增加了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他提倡厂校合作，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要求各系和厂矿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厂矿工程技术人员到学校做兼职教师，学校教师深入工厂熟悉生产实际，帮助解决技术问题。在他的倡导下，东北工学院首先对矿区开采专业五三届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这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进行毕业设计的专业。教育部肯定了东北工学院毕业设计的经验，并向全国高等工科院校进行推广。靳树梁提倡厂校合作，使学生的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环节得到强化。这些教学改革经验如今依然为东大的传统与特色。
3.开拓实践教学与科研的辩证统一
教学和科研是高校的两大任务。正如《礼记》说：“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靳树梁严谨治学，深入教学第一线，重视基础性的教学工作，重视教学与科研的相互关系。虽然靳树梁年过六旬，患有心脏病，但他不畏劳累，有计划地到课堂听课，亲自为学生讲授高炉操作课，亲自带研究生。虽然工作繁忙，他经常深入到实验室了解情况，学院的炼铁教研室一直是他深入的重点之一。
在他的指导下，学院形成了以科研促教学，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良好风气。他号召全院开展著书立说运动，1958年，他亲自主编了第一部结合中国实际的炼铁专业课教材《现代炼铁学》，这是一部反映中国高炉)台炼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专著。1953年，学院召开了首次科学研究座谈会，确立了“在加强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并与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此后，学院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学生中的科研工作也逐步展开。1953年末，学院出版了第一本《科学研究资料》；1955年1月，举行了第一次科学报告会，提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口号，会议提交报告和论文52篇。同年召开学生科学报告会，选举产生了学生科学技术协会。1956年4月6日，学院又举行了第二次科学报告会和第一次教学法讨论会。50余个单位代表参加，宣读论文88篇，这些活动的开展，有效地推动了学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开展。
由于靳树梁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贡献，1955年5月31日，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四、思想的飞跃——共产党员的榜样
从一个旧中国的合金专家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是靳树梁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从旧中国的冶金专家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解放以后，靳树梁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思想不断进步。通过学习，他更坚定了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奋斗的信心，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即从旧中国的冶金专家，转变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崭新的面貌投身于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建设上来。他曾写到：“党对我的热切关怀，特别是党给予我的充分信任和耐心教导，对于我的世界观的改变，起着很大作用。”党的革命事业的胜利，特别是全国范围内经济基础的改变，乃是我思想转变的根本原因。”他看到解放后的工人，以主人翁姿态，发挥出巨大的干劲，看到“一五”计划期间，“数以百计的大中型企业一个接一个的建设完成，旧有的工厂矿山，一倍加一倍的提高产量，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在一个工程师的心中，是何等难以形容的欢欣鼓舞啊!”他的思想在变，立场在变，世界观也在变。
靳树梁渴望加入共产党，但深恐自己不具备条件。后来，通过自己的侄女，他向沈阳市委写信表达了入党的愿望。1958年4月23日，靳树梁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他感慨地写道：“我万分激动而又惭愧。兴奋的是大家对我有更高的要求，……而我就有了更好地学习条件，学习更好地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服务。”他非常谦虚地说：“惭愧的是自己进步太慢。”从此，他更加勤奋工作，决心为中国钢铁工业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2.平凡又俭朴的共产党员
入党以后，他从来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当同志们仍称他“靳院长”时，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今天是党内会，都是党员，叫我靳树梁同志不好嘛。他曾说：“自己年龄大了，要抓紧时间，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
靳树梁严于律已，平易近人。他作风民主，虽为一院之长，办事从不独断专行。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届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身兼数职。他是为数不多的国家一级教授，享有高干6级待遇，但他的生活非常俭朴。人们看到，在学院工作的十几年中，他日常衣着总是那几套，一套灰制服、一套兰呢服和一件呢大衣，家里设施十分简单，就在这简朴的家中，曾接待过郭沫若等不少中外专家和学者。三年困难时期，靳树梁全身浮肿，但他从不对人说，偶然被同志发现了。当大家去看望他时，才得知靳树梁享有的高干待遇一直没用。他说：“国家困难，大家生活都很苦，要同甘共苦啊!”对他的工薪，他也曾几次向党组织提出：“我不要这么多不行吗?”他告诉办公室主任：“我有钱，你看谁困难给他们一些。”靳树梁默默地帮助了许多有困难的同志。
由于积劳成疾，1964年7月5日，靳树梁不幸逝世，终年65岁。正如挽联所写“学府陨大星，少失良师，长失益友，追思业迹昭昭，不愧党的优秀儿女。”“钢界悼巨星，古有冶子，今有靳公，抚念忠心敢耿，允当国之杰出典型。”
从河北偏远的小山村到天津的北洋大学，从荒郊野外的扬子铁厂到繁华的德国柏林，从日寇飞机轰炸下的汉阳铁厂到组建威远钢铁厂，从抗日将领冯玉祥的四菜一汤到内战炮火中的鞍钢，从恢复东北钢铁生产到耸立在南湖河畔的万人大学城，在这条漫长崎岖的道路上，留下了他孜孜不倦求索的足迹，留下了他为国家、为人民勤恳工作的奉献精神。今天，在东北大学图书馆里耸立着靳树梁的铜像，时时凝视着莘莘学子的茁壮成长，刻刻关注着东北大学的腾飞。
责任编辑：李作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