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晋祠铭》
时间：2021-04-14 16:14:41 来源：星星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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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599-649），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聪明英武，胸怀大志。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为太原留守时，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劝举义兵，高祖乃命太宗募兵。旬日间且一万”。建唐后，受封秦王，任尚书令。以后统兵南征北战，完成统一大业。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取得皇位，是为唐太宗。他是我国封建王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他开始，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国原则，而且能够“礼贤下士”。他以“亡隋为戒”，励精图治。短短的23年期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史称“贞观之治”。他为文明昌盛的大唐帝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后世影响巨大。当时他的声名远播亚洲各国，被称为“天可汗”。另外，他还是具有较高成就的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晋祠铭碑》原在太原府治晋阳县的乾阳门街。据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成书的《册府元龟》载，此碑却已经“在（晋）祠中”。说明《晋祠铭》碑在宋太宗太平兴国毁晋阳城后的20多年间，由城内迁置晋祠唐叔虞祠内的。甚至可以推断：太平兴国九年，圣母殿初建，以及赵昌言撰、张仁庆书《重修晋祠碑记》之时，就是《晋祠铭》移置晋祠之际。
《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为唐贞观二十年（646）正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幸并州时“御制御书”，也就是李世民亲自撰稿又亲笔书写而成的一篇铭文。至今完好地耸立于晋祠贞观宝翰亭（俗称唐碑亭）内。亭在今日晋祠中北部，唐叔祠东南隅，初仅一楹，西向。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邑令周宽、杨二酉等，策划重刻唐碑，并扩建为三楹，改为南向。周宽亲题“贞观宝翰”匾额。于是亭中今有原碑、复制碑各一。分别由完整的碑头、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原碑总高度为353厘米。碑额为半圆形，高106厘米、宽140厘米、厚25厘米，左右雕对称的螭首并头下垂的攀龙。额中间部分高69厘米，宽50厘米，书“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9字，系唐太宗飞白体所书。碑身高1 96厘米、宽122厘米、厚度为26厘米；碑座高51厘米、宽138厘米、厚83厘米。铭、序共28行，每行44-50字不等，共1203字，是一篇结构谨严，层次分明，境界高深，政论与抒情结合的绝妙佳文。原碑历时1300余年，至今保存基本完好，只是下部三分之一侵蚀漫漶。
原碑碑阴列有李世民并州之行的陪同人员长孙无忌、萧瑀、李勣、张亮、李道宗、杨师道、马周等初唐诸功臣的名字和官衔。
这篇铭文的主题思想，值得我们认真推敲。它是通过拟人的手法，盛赞山明水秀的晋祠圣地，进而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初建晋国的史迹，总结了隋炀帝暴政的恶果，然后联系大唐帝国的建立，确定“非亲无以隆基，非德无以启化”为政以德和分封制的思想。特别是“非德无以启化”和我们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国”，可谓一脉相传。铭文最终达到了宣扬李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和巩固其政权的双重目的，是一篇中国古代难得的“治国宣言”。
这是李世民最后一次来晋祠，在这里他感谢西周唐叔虞的神恩，并祈求李唐王朝能够国祚久长。阅读了这篇铭文之后，你会感觉到李世民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书法艺术家。唐太宗终身雅爱书法，尤其酷爱王羲之的墨宝——行书《兰亭序》真迹，他曾遍求天下二王真迹，每有所得，必日日临写赏玩，并命当时的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诸大臣不断鉴别和临摹，以广流传。房玄龄撰《晋书》，他亲为之作《王羲之传》。他在自己的《论书》中写道：“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据后人猜想，他逝世后，可能把《兰亭序》真迹陪葬于其墓中。清人王佑作诗评赞李世民的书法：“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洲，虞褚欧柳俱拜倒。”虽然，未免有所夸张，但唐太宗勤学、热爱、宣扬王羲之书法并卓有成效，确也是事实。王羲之所以在书法史上享有如此盛名，应该说和唐太宗本人的特别爱好和高度评价分不开。
《晋祠铭》是不是仅次于《兰亭序》及二王诸行书帖的中国早期行书艺术杰作？我不敢妄言。但是在我们今天很少能见到王羲之真迹的情况下，将《晋祠铭》与各种王羲之复制品相比较，决不敢低估其价值。清人齐羽中评价：“其书气象函盖，骨格雄奇，盖俨然开创规模。结字用笔，颇似怀仁圣教序”（《三晋见闻录》）。其实，唐太宗《晋祠铭》在前，怀仁集字在后，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能够反映出右军行书的骨法神韵。
李世民传世之作除《晋祠铭》外还有《温泉铭》、《屏风碑》。可惜这两铭早已不复存在，仅有《温泉铭》一张唐代传世孤本拓片，且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道士王圆录在敦煌鸣沙山千佛洞中发现后不久，被法国人伯希和劫去，今为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于是，《晋祠铭》碑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且李世民的这篇《晋祠铭》，集史学、文学、政治、书法为一体，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应该说李世民的《晋祠铭》开创行书勒石之先河。当时，《晋祠铭》已经作为珍贵礼品赠送外国贵宾（见《旧唐书东夷传》）。如今更是山西省晋祠博物馆镇馆之宝。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尝五至祠下，辄摩挲此碑”，以杜甫诗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集联，颂扬此碑，并书于亭柱。咸丰年间，因朱书集联早损，德研香以方笔魏体重书此联，并刻于石上，至今仍嵌于贞观宝翰亭内。这副楹联高度概括了唐太宗及其碑铭的深刻内涵。
《晋祠铭》碑刻复制碑，为亭内左面一通，乾隆三十七年（1772），太原县令周宽和雍正进士、晋祠人杨二酉（号柳南，晚号悔翁）共同主持，精选旧拓本，由年轻书法家二酉先生族曾孙杨育（别号者亭）摹勒上石。复制碑高度为362厘米，比原碑略高9厘米。碑额为方型，高105厘米、宽136厘米、厚23.5厘米；碑身高206厘米、宽130厘米、厚21厘米；碑座高51厘米、宽140厘米、厚80厘米，历时332年，保存完好无损，摹刻俱佳，几近乱真。
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李世民和《晋祠铭》的学习心得：
一、《晋祠铭》的时代背景
贞观十八年（644），已做了18年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应新罗国王的请求，东征高丽。计划遣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师4万、战舰500，自莱州入海，直趋平壤登陆；同时又遣太子詹事李勤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兵6万，过鸭绿江东进，试图兵分海陆两路，夹击高丽。第二年正月，不甘寂寞的李世民御驾亲征，三月到定州，四月到幽州。大军在辽东行军200里泥沼之地，先遣队已攻克辽阳，然后直取安市（营口）。此时高丽15万援兵到，李世民命薛仁贵出击，灭敌2万，敌将领高延寿率兵3万降唐。然而，安市守将坚守城塞，唐军围攻两月不能克。身心疲惫的唐太宗开始动摇，加上“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军粮将尽，士马难留”，远征军斗志下降，于是李世民不得不下令回师。途中再渡泥潦，偏风雨交加，将士身体不支，死亡枕藉。太宗一生鏖战，西击东进，三十年未曾遭此惨局，十一月达幽州，“气急患痈”，十二月乘步辇回晋阳养疴。阔别二十余年，旧地重游，在晋祠触景生情，回顾一生，感慨万千。贞观二十年（646）正月，写下这篇千古不朽的经典之作，谁知至此之后，世民龙体日衰，三年后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岁。《晋祠铭》全文1200余字，却基本概括了他的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至今读起来，依然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二、《晋裥铭》中所体现的治国谋略
在这篇铭序中，李世民首先突出地概括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西周800年治国持久的历史经验，他总结出两点：一是分封世袭，认定“封建”是建国的核心；二是实施德政仁治，乃立国之本。他虽然在铭序中没有明确提及“唐叔虞”（晋国第一任诸侯）三个字，但实际上全篇铭序，始终围绕并立足于“建国兴邦，分珪锡社”的理念，通过大周王朝以及留棠传芳、剪桐封弟的小小唐国诸侯，告诉人们“非亲无以隆基，非德无以启化”。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根本经验，这位太原公子，深受“剪桐颁土”的影响。当然，真正为唐王朝建国兴邦并使其长治久安的主力，不仅仅是那些皇室亲戚，如李世民大舅哥长孙无忌、族兄李道宗之辈，更多的还是像魏征、徐茂功、张亮、薛仁贵、尉迟敬德、马周、杨师道等许多在李世民鞍前马后、出生入死的文臣武将。
李世民曾经组织过多次“封建分封制”的讨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周提出的四条谋略：一、积德累业，结恩于人；二、任人唯贤，求贤慎官；三、轻徭薄税，倡俭抑奢；四、高瞻远瞩，免蹈历史覆辙。这样一来，就帮助李世民总结出“敬德保民，经仁纬义”、 “德乃民宗，望为国范”的立国原则，《晋祠铭》也就成了盛唐王朝“德治”的基本宣言，可谓“贞观之治”的精髓所在。
对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世袭问题，即“享国长久”的问题，肯定是李世民晚年考虑最多的问题。他最后的倾向是“宗室、群臣皆在封爵之列”，也就是说提拔重用，不限于王室，也包括功臣元老。不过。李世民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不可能真正做到“唯贤是举”，在这篇铭序中，也不难看出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周朝至隋上下1000多年的历史经验，而是仅仅看到周室表面所谓800年基业（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封建王朝），而对东周列国、春秋战国形成的历史原因，却没有去深刻研究。在铭文中，他突出了“人权神授”“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道理，对“天”有一定的思想。天者，民心所归，顺应客观，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有“天人合一”的意思。但他对隋炀帝纲纪崩沦、天下大乱的原因，归纳却比较简单。所以，此铭文无论如何解决不了分封制带来的一系列矛盾（接班人问题，至今恐怕也是全世界难题），所以李世民的“非亲无以隆基”，最后变成了“非亲无以败基”，乃至后来导致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导致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唐朝和整个封建王朝一样，终归失落于这个“亲”字。
尽管如此，从《晋祠铭》中不难看出，这个受历史局限的帝王，依然不失为一代英君，他在祭祀晋水神灵之时，总是特别强调“仁德”，突出“经仁纬义”，贯穿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回头看看，唐代思想确实趋于开放、包容。对于立国治国之本，作为封建帝王能达到《晋祠铭》境界者，又有何人何文？
三、《晋捌铭》中人格化问题
晋祠园林，可以说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唐宋时代的精品之作。这里从祠宇的最初选址，就已经反映出中国园林艺术的基础理念，它的形成过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天下名山寺庙多”，这的确是中国园林的一大特点。李世民的《晋祠铭》有一个高明的思想境界、政治理念，就是“山水比德”“天人合一”，对晋祠山水，他巧妙地高度概括为：“施惠”“至仁”“刚节”“大量”四德。他用罗浮山、舞阳山的故事，借景喻人，鞭挞了见异思迁、看风使舵、朝三暮四的逆子贰臣，肯定了忠贞、刚毅的节操和立场鲜明的人格价值取向。“天地大德而不言”，他用“年倾不溢，同上德之诫盈”告诫人们不要骄傲自满，要心胸开阔。山的厚重、刚节；水的润泽、大量；孕育万物，施惠于人，于是取一个“仁”字——即保持永恒不变、坚持不懈的品格。同时，“浊泾清渭”的辩证，又要求我们凡事要有灵活性，不能僵化。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会一成不变？江河湖海都反复无常，“时时一变”，何况人的心态？
对晋水的功能和价值，正如圣母殿的楹联写的那样：“出瓮山一片石，冷于夏，温于冬，溯溯有本亿万年与世长青；溉汾西千顷田，三分南，七分北，浩浩同流数十里淆之不浊。”李世民正是抓住晋泉的清澈，以喻人的品格的纯洁；用晋水的永恒无限，喻人的意志的稳定与坚强。尤其针对帝王，也要有这种施惠、至仁、刚节、大量的四大品格。于是晋祠园林的人格化倾向，便成为中国政治家、艺术家、实业家们的历千年而倾向一致，认真继承又不断更新的集体创作。整个自然环境和人文建筑，在李世民看来，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庙殿寺宇、亭台楼阁，无一不是“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濯心”、“肃志”，“克昌洪业，实赖神功”的思想体现。于是，在晋祠园林“相地”、“布局”、“构建”、“起伏”的发展变化上，贯彻始终，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形成自然山水人格化，神人君民本体化的一套完整的中国造园艺术思想，这在晋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是李世民居然将此看作对自己心灵的洗涤，更是难能可贵。
再者，从文学角度看，《晋祠铭》是盛行于初唐的文辞华丽、气势磅礴的骈体文，和脍炙人口的王勃《滕王阁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滕王阁序》比《晋祠铭》晚30年。何况，虽然王勃文才比李世民高，可是，思想性、哲理高度和深度，远远不及唐太宗的《晋祠铭》。
四、从《晋祠铭》看晋祠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李世民的《晋祠铭》，对唐代晋祠的园林建筑规模，进行了很具体而又很夸张的描述“金阙九层，玉楼千仞”，足见当时晋祠建筑群已经有相当规模，从他对建筑和水系的反复描述，肯定晋祠已经是一座“大观园”“大祠堂”“大寺庙”了，而且肯定比《水经注》时代要宏伟得多了。晋国祠堂和晋水二者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实用功能已经表现得很明确、很充分了。“传芳之迹斯在？”答：“世移千祀，遗烈犹存”“汾川降祉，仁智栖神”。人们来晋祠，不是要“濯心”“肃志”，许愿、还愿，为“酬报洪恩”吗？那就“勒芳道于不朽”。何况雨师风伯、地祗山灵，在此全力以赴，为之服务，更何况老老实实受教化于“金门玄阙”的庶民百姓？从这里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世民既总结并继承了在他以前的1500年，又影响了他逝世以后，直至今天的又一个1500年的晋祠，大大丰富了晋祠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李世民最后祝愿晋祠：“日月有穷，英声不匮”，从现在看来，晋祠确实做到了。《晋祠铭》中描述的晋祠，至今基本上没有走样，的确达到了“芳猷永嗣”。我认为在东方文化的人文景观中，在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巧妙与合理上，晋祠不失为最佳典范。晋祠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园林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她保存甚为完好，并且对环境科学的保护和利用，也算得上古今中外的高标准，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专家权威认可。另外，《晋祠铭》本身的完好保存，大大丰富了晋祠胜境的文化内涵。所以对《晋祠铭》的研究，也将是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艺术、文博等各个领域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五、自.关《晋祠铭》复制碑
明末清初山西名士傅山先生说过：“余少时见唐碑摹拓极精，后稍模糊，有妄男子镌而深之，颇失其质。”朱彝尊《曝书亭记》也提及晋祠唐碑时说：“……不意为庸工改凿，而骨力形势俱失矣！予尝五至祠下，辄摩挲此碑，集少陵野老诗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书于亭柱。”以上两位先贤提及《晋祠铭》时，都指出原唐碑到了明末清初已经如今天这样下部“剥蚀漫漶”。曾经做过乾隆时期的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的晋祠人杨二酉和当时县令周宽在奉命整修晋祠的同时，策划重新复制唐碑。幸亏有这块新碑，否则我们今天不会见到唐碑完整的全貌。所以，我们非常感激独具慧眼的杨二酉那一代人。因为到清朝初年，唐碑旧拓已经所剩无几。
说《晋祠铭》复制碑，不能不提宋初《太平兴国碑》的命运。
1986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晋祠志》中慕湘先生提到：“胜瀛楼北所峙立之大碑，俗传为《太平兴国碑》。刘大鹏先生亦袭此说，……然则《太平兴国碑》安在？至今为一大疑案”。我们注意到，清初朱彝尊先生《游晋祠记》仍然提到：“祠之东有唐太宗《晋祠之铭》，又东50步有宋《太平兴国碑》。”最后提到《太平兴国碑》者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周在浚。从此，再无人说见过晋祠《太平兴国碑》。直到百年以后，杨二酉等复制《晋祠铭》前后，亦丝毫未提及《太平兴国碑》的下落。于是，可以推断：《太平兴国碑》是突然消失的。《晋祠铭》复制碑的出现和《太平兴国碑》的消失，绝非偶然巧合，说明其中一定有奥妙玄机：那就是晋阳民众对李唐王朝的崇拜和肯定，对赵宋王朝的憎恶和敌对，此时此刻明显地反映出来。从中不难感受到古晋阳的衰落给晋阳人民带来的心灵创伤。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晋祠铭》复制碑就是《太平兴国碑》被磨去改刻而成。想来《太平兴国碑》的内容和文体也基本模仿《晋祠铭》，而字数也差不多，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太平兴国碑》的选石大小和形状，大约不会和《晋祠铭》悬殊太大。杨二酉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偷梁换柱，也未尝不可。百姓也不会有多少异议。于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晋祠铭》复制碑和原碑非常相似。尤其复制碑比原碑高9厘米，但厚度却少5厘米。这就不能不更使我们作出“乾隆时《晋祠铭》复制碑，就是被磨了字的北宋《太平兴国碑》”这一判断。当然，我们这仅仅是推理，没有更确切的考古依据。
